【梁京評論】試解英國對華新方針


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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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習近平訪英確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影響深遠。主要原因不在中方,而在英方。因為不是中方而是英方對自己的方針作了重大調整。

卡梅倫選擇的英國對華新方針有了什麼重大調整,更重要的是,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整,回答這個問題對於理解未來世界秩序的走勢,有重要價值。所有人都能看到,中英此次靠攏有很強的各取所需的機會主義因素,但我相信這個因素不足以解釋卡梅倫對華方針如此重大的調整。

在習近平的對外政策引起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越來越多憂慮,習近平的能力和價值取向在國內外受到越來越多質疑的情況下,卡梅倫作出了"反潮流"的選擇:尋求與中國戰略結盟,支持中國在重構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給了英國一個特殊角色,在中美之間,乃至在中國與西方之間做"掮客",或中間人。

以我對英國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卡梅倫要說服自己和國人,為新的對華方針做辯護,僅用眼前的經濟利益為理由顯然是不夠的。卡梅倫必須為自己的選擇做道義上的辯護和長遠利益的辯護。

卡梅倫面臨的一個重大的道義問題就是,如果中國的經濟崛起支持了一種邪惡的政治力量崛起,對內壓榨殘害本國國民,對外挑戰普世價值,動搖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英國選擇與中國結盟是不是助紂為虐?我不知道卡梅倫是否完全排除了這種可能,但他顯然認為這種最壞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英國有必要也有可能對中國的未來選擇施加積極影響。在目前的情勢下,與中國對抗,或者選擇緊跟美國的策略,不僅不利於英國的國家利益,也不利於英國對中國施加有利世界的影響。

作為現代化的先驅,英國人對習近平以及許多中國人因國力強大而產生的虛驕,有一種過來人的理解,也有一種旁觀者的清醒。卡梅倫的新對華方針,體現了這樣的邏輯:與其嘲笑這種幼稚病,不如待之以誠,在互惠的合作中幫助中國人成熟起來。

作為曾經主導世界秩序的大英帝國之後人,卡梅倫對中國人的帝國心態也有一種不同於美國的敏感和理解。此次習近平訪英,英國人待之以國君之禮,讓習近平和中國的保皇黨們滿意之極。其實對西方的民選領袖來說,這樣的禮節會讓他們很不自在。所以,儘管英國和民主國家的政治信任更深,反而不需要講究那麼多"禮數"。

卡梅倫以國君之禮接待自稱為共產黨和共和國領袖的習近平,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投其所好,以給足中國人面子來換取實惠。英國人從自己的歷史中早就懂得,那些賦予自己強烈的權力欲某種神聖性的強勢君主,可以作出影響深遠的決定,大步推動歷史的進程。亨利八世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的一些"任性"之舉,對英國後來的進步起了非常有利的催化作用。

總之,除了機會主義的算計,卡梅倫為英國選擇的新的對華方針,還有一點基於英國歷史和文化經驗的靈感。這種靈感對於開創歷史的新格局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意味著很大的風險。這既有國家利益的風險,更有政治家的個人風險。

卡梅倫不可能不懂得這一點。但卡梅倫或者英國精英的如意算盤是,如果中國崛起最終給世界帶來一場大災難,那麼,這場災難的後果對不同地區和國家是不均等的。由於英國遠離中國,而且不像美國那樣,在亞太地區承擔重大的安全責任,中國崛起若帶來災難,美國和中國周邊的國家將首當其衝。反過來,如果中國崛起造福於全球,英國絕不能錯失這個機會,否則將遺恨百年。因為英國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這個地位,是"日不落"的帝國時代最有價值的遺產。這正是英國不遺餘力幫人民幣國際化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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