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意義


2015-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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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rmb 2015年12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人民幣將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SDR貨幣籃子相應擴大至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5種貨幣。(AFP PHOTO)

不久前,FT中文網就人民幣納入SDR發表社評,稱這個事件只"具有象徵意義"。社評說,"這個問題從遠處看似乎是個純粹的經濟問題,但從近處看則在更大程度上具有政治象征性"。

從技術上,這樣說並不錯,因為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就如同聯合國讓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是對大陸在國際社會地位的一種事後承認。這種承認必然會發生,因為現實是,中美修好後,大陸政權的合法性和國際地位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同樣道理,人民幣納入SDR,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一種多少有些無可奈何的象徵性承認。不過,從FT社評中不難看出,在作者眼中,IMF之無用,甚於聯合國。

但是,FT的社評迴避了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究竟對中國和世界意味著什麼?其實這個問題,才是許多人關心人民幣"入籃"這個事件的真正原因。

"從遠處看",人民幣國際化的意義絕對不是個"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具有巨大的歷史和政治意義。最近,秦暉的新書《走出帝國》被當局勒令下架。我相信,當局的這個舉措反而大大增加了這本書的讀者。當局心里當然也明白,卻不得不這樣做,反映了統治者的末日心態。這個事實同時也凸顯了國人面對的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中國還沒能"走出帝國",從而面臨著類似晚清的局面。

這個事實與人民幣國際化有什麼關係呢?我的看法是,人民幣國際化,增加了中國政治和平轉型的機會。在最後十年,清廷的變革決心比今天中國的當權者要大,但最後還是垮台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銀本位的金融體制,限制了當局憑藉政府信用來改革財稅和金融體制的政策空間。今天,主權貨幣為基礎的金融體制,消解了這種限制,但又帶來了另外一個風險,就是類似國民黨政權末期那樣濫發貨幣帶來的惡性通脹風險。人民幣國際化雖然不可能完全消除這個風險,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這個風險,尤其是藉助中國經濟規模巨大,人民幣國際化,可以通過綁架國際經濟,把中國變革的內部成本轉嫁出去。 "一帶一路"的國際戰略之所以被習近平採納,背後就有這個因素。

有了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這個政策選擇空間,就給理性的對話和選擇帶來了更大的餘地,從而給中國政治的和平轉型提供了更大的機會。國際貨幣基金雖然無法制止中國濫用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巨大影響力,但確實能夠為與中國當局進行理性的對話提供一個好的國際對話平台。

由此提出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幣國際化,在增加了中國政治和平轉型的機會的同時,是否也增加了中共拖延政治變革,延長一黨專制的機會?我認為這是一種不能忽視的可能。但是,也應看到,中國當局把國內危機向外國轉嫁,會對世界秩序帶來衝擊,從而增加外國,尤其是美國反制中國的機會。當然,美國的反制未必就成功,因為中國當局已經學會了利用資本主義的遊戲來反制美國和西方。也就是說,人民幣國際化正在迫使美國和西方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進行新的變革,否則就難以反制中國把內部危機國際化,從而加劇世界秩序的危機。但這個變革需要時間。

只要中國不能對自己的內部秩序進行認真變革,人民幣國際化只會增加世界秩序的不穩定,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那麼,人民幣國際化能夠確保中國的政治轉型和平實現嗎?當然不能。不過,由於人民幣國際化,近期中國內部和外部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的可能很小,更大的可能,是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隨著人民幣國際化而國際化,也就是說,中國的文化圈將大規模向全球擴張,以致出現一個對世界經濟舉足輕重的的海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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