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中國政治的倫理困境

薄熙來以非常方式被“拿下”,凸顯中國政治的倫理困境。這個困境既來自於中國的政治文化,也來自於中國的政治現實。

201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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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的中國政治,朝廷對於手握大權的封疆大吏一直抱有一種自相矛盾的心態。中央當權者一方面希望封疆大吏有所作為,幫助朝廷解決難題,但另一方面又害怕他們太有作為,以致“功高震主”,彰顯中央當權者的無能,甚至有篡位的危險。因此,聰明的封疆大吏應該懂得“功成身退”,這樣才可以避免殺身之禍。薄熙來顯然不願接受這個古訓,結果招致“身敗名裂”的下場。

薄熙來並非不知有風險,他冒險一搏,也有自己的道理。道理之一,就是近三十年來中共一直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行的卻是資本主義之實。同不少人一樣,薄熙來認為這種“打左燈向右轉”的政治已經搞不下去了,否則國將大亂。

但反對薄熙來的一方,也不是沒有道理。首先是從內心裡就不相信社會主義能救中國,且如今資本主義已經生米煮成熟飯,再折騰一回,不是要天下大亂?更大的問題是,薄熙來是否真信社會主義,只有天知道。讓這個野心家上台,豈非對國家和歷史不負責任?

問題是,用什麼手段來阻止薄熙來?很明顯,這一次中共動用的是不講道理的“大家長”機制。這就引出一系列政治倫理和個人倫理問題。首先,就中共黨內政治博弈的規則而言,我們現在還不清楚,就是拍板“拿下”薄熙來的究竟是即將離任的胡錦濤一人之獨斷,還是他和即將上任的大家長習近平的共同決定。我傾向相信是後一種情況,但如果真是前一種情況,則說明中共最高層的派系之爭,已經到了危及整個政權穩定的程度。但如果是後者,則既反映了習近平對中國形勢極其嚴峻的判斷,同時也說明他在太子黨中還沒有足夠的個人威望,也缺乏信心,不得不用這種非常手段來“立威”,顧不上會有“公報私仇”和“不仁義”的非議。

總之,使用“大家長”機制“拿下”薄熙來,說明中共高層不僅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尖銳的權鬥,而且說明,高層領導人之間極端缺乏基本的人格互信,因此不能正常溝通,對外守住團結的形像,而不得不把內部惡鬥的黑幕暴之於天下。
對於中共大家長視國法如無物,動用家法,乃至動用不磊落的手段與薄熙來進行權鬥,不少右派人士采取了視而不見,甚至是歡欣鼓舞的態度。這種現像反映了中國更有普遍性的道德困境。左右之爭是現代政治的基本旋律,無論在哪個國家,人群中都會有左右之分,所不同者,是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左右之爭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和人生哲學存在極大差異,因此會導致完全不同的歷史後果。

我非常遺憾地看到,在那些歡呼薄熙來下台,歡呼重慶模式終結的右派朋友身上,有一種可悲的犬儒精神。這種傾向反映出他們對於改變中國大一統的專制傳統不感興趣,或不存希望。在他們看來,中國人只配有兩種選擇,要麼就是在毛式領袖的統治下,由窮小子們專政,要麼就是在昏庸的皇權治理下,富人和文人偷享沒有普遍尊嚴的自由。因此,兩者之間他們只能選擇後者。

我以為中國人有機會作出更光明的選擇。溫家寶指責薄熙來要搞文革,不僅是對政敵的中傷,也包含著對民眾的輕蔑。他反映了左右派對手之間缺乏尊重和對底層民眾的恐懼。而歷史告訴我們,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屠殺以及對窮人的輕蔑,給中國帶來的是什麼後果。

薄熙來上演的精彩重慶大戲終以震撼世界的方式落下帷幕。這段歷史對中國未來意味著什麼,取決於中國精英如何從以往政爭的血腥記憶汲取教訓。薄熙來搞重慶模式,當然是為了個人野心,但誰又見過沒有野心家的政治游戲?圍繞“重慶模式”的爭議,不僅呼喚更加公平的社會政策,而且呼喚更文明的政治倫理和游戲規則,能讓野心家們有更多的機會為社會造福而不是興難。這不僅要求政治家們能超越“謀反”和“削藩”的思維,也要求全體中國精英都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和准則。(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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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ymous says:
2012/03/22 13:46

中国不是不需要野心家,而是正需要野心家。中国的政治不需要不折腾,而正需要光明正大地公开竞争。可以想见,未来中国的社会自由度,不会比前几年好多少,因为有派系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宽容度大些;而大一统的权力体系下,权力对民众的约束只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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