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中共与中国的文化困境

中共建党90周年了,每个思考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共为什么会得天下?第二个就是,既然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已式微,为什么中共还能继续坐天下?

2011.06.28

共产主义思潮是现代文明的一种传染病,只有很少的国家和文明没有受到这种传染病的影响,但是,并非所有国家和文明都像中国这样受到如此巨大的影响和伤害。这固然有历史性的偶然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但中国文化本身的弱点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日本比中国更早传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日本知识分子中也不乏愿为共产主义献身者,但为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在日本和中国的命运会截然不同?考虑到日本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我们去深思。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对许多人的吸引力在于它许诺一个现世的大同世界,并论证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手段是暴力革命。那么,日本文明中的什么传统让她对这一巨大的诱惑产生了比较大的免疫力,而中国文明中的什么传统则使得中国人受到共产主义如此致命的感染?我赞同这样一个判断,日本的封建制度带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和贵族文化,是日本文明产生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力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传统及其内生的造反文化和奴才文化,则成为共产党在中国立脚生根的文化土壤。

大家都承认,中共能打下江山,毛泽东功劳最大,而毛泽东最大的功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也就是利用马克思的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改造了中国的造反文化。毛泽东并没有读多少马列的书,但是他非常敏锐地看到了中国传统造反机制的不足,坚定不移地把俄国革命的各种组织和文化元素引入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造反武装,同时又成功地利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包含的基督教文明元素改造了知识精英对待劳工阶层的态度,使中国的造反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文化力量。而蒋介石的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低估了中共的这种文化优势。

毛泽东一生都热衷于造反文化的创新,文革是他的最后努力。但历史证明,不惜毁灭文明的造反绝不可能通向自由。邓小平从文革经历中亲身体会到了这种反文明的造反机制的可怕后果,下决心与造反彻底告别。1989年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就完全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六四之后,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开辟了中共的另一个时代,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这是一个对中国传统的奴才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时代。

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打江山要靠造反机制,而保江山就只能靠奴才机制,舍此,中国精英还没有新的创造。中共能够在其他红色政权纷纷倒塌的国际背景下,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创造了经济成长的奇迹,不能不说与中共对奴才文化的创新有很大关系。

邓小平对中国奴才文化最重大的创新,就是把奴才治国制度化了。在这方面,中共可以说比苏共还走得更远,因为苏共还是终身制,而邓小平不仅搞了有限任期,还搞了年龄封顶。这种制度安排对一代一代愿做奴才的人产生了极大激励,形成了后浪推前浪的效果。历史上,中国的奴才是不敢有皇帝梦的,而现在,奴才也有了做皇帝的制度化渠道。

邓小平对奴才文化的这种创新完全有可能像毛泽东对造反文化的创新一样,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对于这一点,我相信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了。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再生动不过地说明,在奴才文化无处不弥漫的社会氛围下,中国权力精英的集体沉沦可以走多远。

但是,中国文化的困境就表现在,中国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无法超越大一统的传统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的话语游戏看不到别的选择,不是推倒重来,就是委屈求全。中共的崛起和蜕变,是中国这一文化困境的产物,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关系并不大。中共借共产主义运动改造了造反机制,现在又从西方民主体制得到启发改造了奴才机制。而事实是,中国人如果不能超越不做奴才就造反的传统思维,就不可能找到通向自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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