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王岐山在政協常委會上不僅就普遍關心的反腐問題做了報告,而且留下時間讓常委們提問。不同尋常的是,面對葛劍雄尖銳的提問,王岐山態度相當坦誠,從而傳遞了重要的政治信息,那就是,他有意進行認真的政治對話。
這是不是一種過分的政治解讀?筆者認為不是。理由有這樣幾個:1)習近平反腐力度之大,已經令中共官僚系統處於半癱瘓,甚至是癱瘓狀態。山西省委的狀況最為典型,13個常委已然有8個落馬。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高官都惶惶不可終日,因為人人都有嚴重的貪腐問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整到自己頭上。2)正因如此,許多支持習近平的人也感到不安,因為他們擔心,這樣搞下去會導致整個官僚系統的消極反抗,危及大局穩定。需要尋找一個解決問題的政治途徑。
因此,我認為這一次俞振聲、王岐山聯手做出安排,讓王岐山與政協常委們進行面對面對話,表達了最高層願意進行政治對話的意願。當然,就這次政協常委會本身而言,像征性遠大於實質性,但傳遞的政治信息應該是實質性的。
由王岐山出面試水政治對話,應該說是一步好棋。首先,如果讓別人,而不是主持反腐的王岐山出面,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以為習近平的反腐搞不下去了。而王岐山出面,則徹底避免了這樣誤解的可能。還有一個微妙的政治因素,那就是王岐山的非紅二代身份,也有利於創造有利政治對話的氛圍。
中共的紅二代有一個集體致命傷,就是態度傲慢。最近孔丹的政治表演表明,他們並沒有從文革的經驗汲取足夠教訓。這不僅對紅二代自己非常不利,對習近平也非常不利。王岐山對紅二代的這個毛病,尤其是對知識分子和民眾對紅二代的極度反感,心知肚明。因此,由他出面,由俞振聲配合,表達政治對話的誠意,是明智的。
習近平、王岐山如確有誠意進行政治對話,是不是就就能推動真正的政治對話?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很多中國人的習慣思維是,只要有誠意,就能推動對話。其實問題並不這麼簡單。首先一個難題,就是與誰對話?中共一直不給建設性的反對派任何生存空間,等到想對話了,麻煩就來了。最大的問題倒不是找不到反對中共的人對話,而是找不到有建設性的反對派。這倒不是因為反對派一律不願幫忙,而是反對派已經弱到了幫不了當權派的程度。
中國知識分子中不乏敢於批評中共政權的人。但多年來,這些人沒有機會面對現實的治理挑戰。他們的舞台主要是傳媒,他們之間的競爭主要是看誰能得到媒體的青睞。這種政治和輿論生態制造了不少自以為是的反對派。這種反對派很難得到當權者的尊重,因為他們的言論雖然在媒體上很好賣,但對於那些有實際治理經驗的人來講,卻很不靠譜。因此,如何減少在未來的政治對話中,讓這些自以為是其實又解決不了問題的反對派們帶來干擾,會成為一個挑戰。
政治對話最大的推動力,是危機的發展。只有到了當權者感到自己沒有辦法應對局面的時候,真正有意義的政治對話才可能發生。從習近平一些改革措施來看,目前出現這樣局面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因為這些措施缺少系統性和章法,不會改善局面而是惡化局面。比如大幅度調低國企高管的工資,雖然減少了收入差距,但其直接後果是增加了官員對當局的抵制,出現大面積怠工現像。
不過,即使習、王下決心與知識分子和在野人士進行認真的政治對話,能否立即產生重大效果,是十分值得懷疑的。因為對於如何走出中國目前的困境,誰也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立竿見影的辦法。但這絕不意味著政治對話沒有積極意義。因為這種對話有助於減少當權者犯最愚蠢、後果最嚴重錯誤的機會 ,而目前習近平犯這種性質錯誤的可能性正在增加。這固然有習近平本人的因素,也與整個形勢十分復雜有關。王岐山試水政治對話弱能有所突破,其歷史意義將不亞於反腐。因為在這個歷史的重要關口,中國不犯六四那樣的大錯,其正面意義將難以估量,反之,其災難性後果,也將大大超過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