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中國調高貧困線的政治解讀

聖誕前夕,中國宣布把貧困線上調25%,從人均純收入1196元上調到1500元。這本來是對中國億萬貧困人口的一份新年大禮,但當局對此卻十分低調,這是為什麼呢?

20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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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這次貧困線上調的幅度雖然不小,但從國際標准來看,還是“拿不出手”。中國人均GDP是印度的三倍多,但中國調高以後的貧困線依然比印度的貧困線低很多,完全說不過去。第二,新的貧困線將大幅增加官方承認的貧困人口,讓胡溫的面子很不好看。貧困線上調25%,官方承認的貧困人口卻增加一倍多,有人估計要超過一億。

多年來,世界銀行一直試圖說服中國當局調高貧困線。按世行標准,中國的貧困線應調高到人均日收入2美元,按此標准計算的中國貧困人口將大大超過兩億,居世界第二位。胡溫認為這樣的標准完全不能接受,多年來一直抵制世行的建議。這次中國貧困線大幅調高,說明胡溫終於頂不住了。了解內情的中國媒體,對胡溫並不情願的這一“善舉”自然不便於大肆宣揚。

沒有任何事情比胡溫抵制調高中國的貧困線,更能反映中國當權者的虛偽、自欺和專橫,也沒有任何事情比這件事更能反映這些人對自己的同胞,對弱勢者的真實態度。

過去幾年,中國政府收入每年增長都超過百分之二十,中國權貴階層的財富更是成倍增長,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但胡溫一邊高喊擴大內需,改善民生,一邊就是不肯大幅調高中國遠低於國際標准的貧困線。他們可以花幾千億辦奧運,辦世博,以應對危機為名浪費數萬億投資,就是不肯把錢直接分給窮人,寧肯一年增加千億元“維穩”,打壓上訪,也不願多花幾百億扶貧。他們把這一切都解釋為“愛國”,“科學發展”,解釋為“和諧社會”。這種發生在21世紀的荒誕是令人難以置信、也是令許多人不可思議的。倘若中國古代的帝王有了今天的信息和技術條件,恐怕也不至於像胡溫那樣對扶貧濟弱如此吝嗇,因為這不僅有損國際形像,也非常不利保住江山。

胡溫背逆情理的政策選擇,不僅反映了他們個人心智和道德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共政權在權貴利益的裹挾下,已陷入無人可問責,無人能負責的末世危局。胡溫的決策只能從這個角度才能得到解釋。胡溫以最不利於社會長遠,因而也不利於政權穩定的方式來揮霍和支配國家資源,說明他們既不想,也無法對國家的未來負責。

中國億萬貧困人口目前處在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這種狀態還能夠持續下去嗎?本期《南方周末》的兩則報道讓我們一窺端倪。頭版的專題報道“奴工背後的‘善人’”告訴我們,“低人權”的發展模式不僅制造了大量窮人,而且制造了大量殘疾人。在一些地方,這種“閑置資源”以官商勾結下淪為奴工的方式被“合理配置”。這樣傷天害理的惡行,竟然持續十幾年之久而無人過問。

另一則消息則披露了一個同樣可怕的事實,由於生態環境的惡化,災難正在威脅千百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唯一的選擇是把他們搬出世代居住但現在已無法生存的家園。題為“1.5個‘三峽’,如何搬得動?”的報道說,2011年,陝西省陝南地區三市28縣240萬人的大移民搬遷工程將正式拉開序幕,搬遷人數史無前例,遠超三峽移民的150萬規模。

這兩則消息為中國調高貧困線的決定提供了注腳,開始掌權的習近平已經不能不面對胡溫留下的難題。調高貧困線有多重政治含義。第一,這是新掌櫃對老掌櫃的一次盤點。胡溫留下了大批貧困人口,不能算在新掌櫃的帳上。第二,因為貧困人口大部分在西部,因此,胡溫一直不敢動手的東部資源向西部的大規模轉移已勢在必行。太子黨將把解決西部貧困問題作為鞏固自己權力的基礎。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如果沒有來自東部的大規模資源轉移,難以為繼。調高貧困線為大規模的資源轉移提供了政策依據。

習近平和太子黨不得不面對中國嚴重的貧困問題並不等於他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們無能解決這個問題,中共的末日就真的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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