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兩種"戶籍制度"對文明秩序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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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巴黎發生的恐怖慘案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這個慘案不僅奪去了十七條無辜生命,更衝擊到了無數人的靈魂。面對三個斃命凶手的通緝照,許多人在憎惡其凶殘行為的同時,很難不提出一系列"為什麼"。因為這些人不同於精神病人,換一種境遇,他們很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包括在逃的女嫌犯,四個恐怖分子都是在法國本土長大的法國公民,都享有多數中國人享受不到的權利和福利,他們為什麼會走上這樣一條不歸路?為什麼對接納他們的西方文明會有如此巨大的仇恨?911事件後就提出來的這些問題,再一次擺在文明世界的面前。

在電視上看到西方人檢討此次事件的深層原因,不少人都提到了法國主流社會與穆斯林移民群體之間存在的社會隔閡。這種隔閡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戶籍制度,產生了主流社會人群乃至執法部門,都避而不入的穆斯林社區。正是這種無形的戶籍制度,為伊斯蘭極端勢力在法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滲透提供了機會。法國公民參加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聖戰的人數,居然超過千人,而此次法國未能及時制止恐怖分子施暴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法國安全部門的人力資源,根本不足以監控如此眾多具有極端傾向的穆斯林青壯年,其中女性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超出許多人意料。

西方國家為什麼會令自己陷入這樣一種困境?他們敞開國門,讓這些缺少機會或遭遇政治迫害的穆斯林移民西歐,結果竟有如此多的人不僅不領情,反對西方文明生出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這說明西方國家肯定犯了嚴重錯誤,問題是錯在哪裡?

不出所料,你不可能從中國主流媒體的評論中找到對這個問題的認真思考,而是會找到很多幸災樂禍的嘲笑。打開"自干五"們的重要陣地《觀察者》網,我果然看到不少對《查理周刊》遇襲事件的評論。雖然文理和風格各不相同,但翻譯成大白話,這些評論的基本調子都認為《查理》被襲是"活該"。這個態度與當年911事件時許多中國人的態度並無二致。

這個事實本身就啟發我們,西方人對自己的"普世價值"是太過自信了,這是他們犯下一些列大錯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們認為,只要是人,都會愛自由,因此,一旦讓那些不自由的人在自由的制度下生活,他們就會像自由人那樣思維和行動。事實是,雖然向往自由是人的本性,但學會像自由人那樣相處與合作,並非易事。無論對政教合一的穆斯林文明,對種姓觀念根深蒂固的印度文明,還是迷信大一統的中國文明,走向自由都需要一個艱難的文化轉型過程。

當然,西方文明的自信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其他文明最終將難以抵御自由的魅力。這是那些生活在海外,甚至靠六四綠卡獲得西方國籍的自干五們羞於承認的真理。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不自由的同胞在本土的遭遇和苦難視而不見,從不發議論。

最近太原市發生的農民工因討薪而被警察傷害致命的事件,就其嚴重性而言,其實不亞於《查理》慘案。因為這個事件揭示了另一種戶籍制度下中國正在積聚巨大的社會風險。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應能看到,無論從這種社會風險的規模來看,還是從其對底層社會傷害的程度來看,中國戶籍制度對整個人類文明秩序的潛在挑戰,都只會大於西方社會無形的戶籍制度帶來的挑戰。

山西是中國官場腐敗社會潰敗的重災區,整個省級領導層都被更換了。但此次討薪喪命事件表明,習近平的反腐已經無法改變整個國家機器完全喪失維持基本公義的能力這個事實。看一看那個肥胖的警察站在那個女工屍體旁的冷血姿態,不難想像,當忍無可忍的二代和三代農民工憤起反抗的時候,中國將出現的局面,會和今天巴黎的局面大不一樣。

不知到那時《觀察者》網還在不在,更不知道,那些身在海外自由社會,卻要為中國奴役制度辯護的自干五們,會寫出什麼樣的評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