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南方都市報"今年6月引述該報告指,香港在回歸後,政治爭議淩駕於經濟與社會問題,促使香港社會傾向于西方民主模式與議會制度,歷屆特首均主動削減自己對行政會議與各諮詢機構組成人員的任命權力,嚴重傷害了行政主導的政制原則;"基本法"被利用來作為要求政治體制變革的藉口;特首與立法會選舉辦法久拖未決、不確定性大,讓有意參選人士難以知所適從、及早安排;特區政府7次推出政改方案,導致社會對政改與普選不斷產生爭執與分歧,政黨政治環境初現,社會運動愈發激烈;問責制衝擊了中央對主要官員的實質審批權力以及對主要官員不可有外國居留國籍的限制,使中央與公務員系統分隔;區議會的選舉和工作更加政治化,加速區議會由地區諮詢機構演變成"泛民主化"的地區議會云云。觀察中港政治廿多年的資深時事評論員程翔對於這份報告的陳述及評論,是否認同?
程翔:我當然不認同,因為中共很喜歡說'立法原意',我們返回最初制定'一國两制'的原意,它的原意就是除了國防及外交外,其他的都是香港自行管理。可是,在這15年間,我們不斷目睹來自北京、本土親共力量在這15年間,對政治的發展越來越多指手劃腳,如很早期便說《基本法》沒有特區剩餘權力等,直至最近又講'中央對香港特區權利不限於外交及國防。'
這15年間,我目睹中共有系統地從狹窄的方向解讀《基本法》的趨勢,基至乎到今天對香港的政制作出種種的批評,如薛鳳旋的報告一樣也認為,常任秘書長的委任也要向北京報備等。最近'紫荊'雜誌也提到,政務司司長日後是否需要撤銷等。
我覺得在這15年,有種種來自北京及本地親共人士的嘈音想改變,我們在'中英聯合聲明'發表時,我們所理解的港人治港,盡量從狹隘的方向來解讀,中央對香港干預的範圍就可以越來越廣。所以,這是非常不健康的發展。421
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設計"一國两制"時,坊間盛傳目標不是香港,而是瞄準台灣,使台灣民眾安心以達致两岸統一之說,可是,現在北京及親共的人士都以狹隘的方向解讀"一國两制",這又會否嚇怕台灣的民眾?
程翔:我想中共想藉著香港作為一個試範單位,使台灣能夠接受"一國两制",這想法是一廂情願,因為自從"一國两制"這構思提出後的首天,台灣已清清楚楚表態,台灣是絶對不會接受"一國两制"。中共如果今天仍認為它在香港搞"一國两制"作為台灣的試範。更可況,他現在要不斷重新解讀《基本法》,提出很多設想,想收窄香港很多的自治範圍,這恰恰給台灣產生一個負面的試範,恰恰證明中共的說話不可靠,因為它信誓旦旦向全世界的人及全香港市民的承諾,經過15年仍可不斷通過重新解釋條文來使香港的自治範圍日益收窄時,這何來是一個正面的示範呢?這是負面或反面的示範才是。
社科院的藍皮報告書的其中一名作者是資深的香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薛鳳旋,報告書中為薛鳳旋作出的簡介謂,他一直就中國的議題進行廣泛的研究,範疇涉及中國經濟、中國與全球體制的連接、城市和區域發展、社會和政治演變等,又撰寫多篇文章。
主持人翻查資料,薛鳳旋是現任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他有份編訂的"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該手冊令香港老師、家長及學生極度憂慮,觸發了12萬香港家長及學生上街反對。
薛鳳旋背後有否任何政治獻媚?程翔拒絶猜測,但是,他坦言,薛鳳旋的說話產生了一個實際的效果。他說:我只覺得他這種講法的實際效果是向中央上繳《基本法》賦予我們的自治權,這點跟《基本法》的精神並不相符。
在薛鳳旋負責有關香港的報告書中指,"特區政府7次推出政改方案,導致社會對政改與普選不斷產生爭執與分歧,政黨政治環境初現,社會運動愈發激烈"這是否反映中央不願看見香港有政黨政治?
首先,北京早已不欲看見香港有政黨政治的事,差不多是由中英談判結束,草擬香港《基本法》香港政制時,鄧小平已很清楚講明香港不能夠有政黨政治。所以,這點不是現在才講。問題是,既然《基本法》承諾特首最終由普選產生,在我們所知道的政治制度下,有普選就必然產生政黨,所以,承諾有普選卻又不許有政黨,這情況下唯一可能出現的是,大陸式的一人一票,選的就是共產黨,這樣便無意外發生。可是,就我們所認識至今的人類發展,所有真正選舉的地方,倘允許一人一票時,自必然會產生政黨政治。
香港近年發生政黨化的發展,是《基本法》承諾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下,必然產生的現象,所以,我覺得薛鳳旋這些觀點是非常不理解《基本法》的規定及政黨政治的特徵。正因為我們長遠而言要邁向一人一票的選舉模式,所以,在這過程中產生政黨是十分正常,故他對近年間政黨發展而感到大驚少怪,我覺得他不太理解為何會這樣。
"報告"中又建議,香港特區政府要力求確定終極政制、重建行政主導等,回顧新任特首梁振英主政後,數月間推行不少新的政策,引起立法會議員不少批評,就以現時政府推出長者每月額外生活津貼費2200元為例,長者的積蓄若超過18.6萬港元便不能申請,可是,政府的建議並未經過立法會審議及通過,政府便先以大氣電波廣泛宣傳,令到長者滿以為自己可以取得該筆費用,"攔路虎"是立法會議員,因而令到不少立法會議員強烈批評特區政府的做法,認為既出現程序不公,更矮化立法會的角色,強化行政主導。這份報告6月份出版,程翔又是否相信梁振英早已執行報告建議所講的行政主導?
程翔:行政主導不等同你可粗暴地推行一些政策。行政主導在政制設計層面而言是,在充份諮詢蘊釀基礎上,由行政長官拍板決定做某些事,這方謂行政主導。我們又要返回《基本法》設計之時,為何要強調行政主導?因為當時北京認為港英時期的制度總統會同行政局管治,既有一定的制約,但不妨礙行政的效率。所以,希望保留這制度的特色,故不用殖民地港督的詞彙而用行政主導的詞彙。保留的就是殖民地時期,即行政長官較有權威做事的一種體制。
這是《基本法》原本欲保留的。可是,港英時期的行政主導是基於很多行政吸納精英的做法,因此,社會上眾多精英及不同的意見能在行政局中融為一體。由於行政局向港督作有效的建議;再者,政府的政策在出台前經過種種諮詢及多層次的分析,不過,回歸後,很多事情沒經過詳細諮詢便推出,如董建華出任特首時推出的八萬五千個房屋政策,期後再推出"高官問責制";隨後,曾蔭權推出的政治助理等,這些都改變了原來公務員系統的做法。這些政策都沒經過深思熟慮及審慎的討論、諮詢便推出來,就這樣推出來便理所當然受到大家的反對。梁振英上任後仍未穩定便要搞一連串包括副局長的制度,這些還未經過討論便推出的。
行政主導最精要的是政策推出前,經過多方面諮詢及審慎的研究,社會上大致的反對聲音都能夠理解下才推出,這政策的推出便有效。可是,現在回歸以來眾多重大政制上的改變,都沒有經過諮詢便推出來,理所當然會受到人反對。當有人反對就指有人想削弱行政主導的體制,這講法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薛鳳旋指責改變行政主導的體制,我覺得他根本找不出問題的源頭在那。孰令致之?我覺得要問這問題。
社科院是中央智囊,過去曾就不同社會議題進行研究調查,撰寫報告。這次,有關香港回歸15年的報告,刻意找來一名香港人負責撰寫,程翔怎理解?
就這報告而言,社科院明顯地找中共建制派內的人做。找中共建制內的人做就必然產生一個問題是,從北京的角度看香港的問題,並不是從香港的角度來看香港的問題,這樣便會有所偏頗。
再者,我們目睹薛鳳旋主導的國民教育科的教材,他完全脫離現實!他在國民教育科教材裏形容的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給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員看,我相信他們也會掩著嘴笑,他脫離現實,脫離事實的嚴重程度,稱共產黨進步、團結及無私,這些中國內地的人看也會掩著嘴笑。這嚴重脫離現實是那麼嚴重時,舉一反三,他寫的東西能夠有多少與本地吻合呢?大家可以三思。
這邊廂有傳媒揭露,薛鳳旋為具有濃厚建制背景的社科院撰寫香港的報告,當中更把問題歸納成五方面謂"政治制度不穩定,政治爭議淩駕於經濟與社會問題,促使社會有走向西方民主、議會制度的趨勢,並企圖以此作為促使大陸政治變革的動力,這對香港與國家而言皆為不穩定因素"。報告六月曝光,時間又剛巧跟前港澳辦官員陳佐洱隨後批評港人持港英旗幟示威的行為,有'港獨'之意的言論,不禁令人質疑時間的吻合。
程翔這樣回答:我不清楚有沒有關係,會否因先看薛鳳旋的報告從而引起對香港的不滿?我想即使有但關係也不會好直接,我想最直接的是高舉英國旗,喊著光復上水、中國人滾回去等講法,可能較為刺激一點。可是,我個人覺得陳佐洱認為這是病毒,我相反,會希望他去思考"何解回歸15年後,才出現這些現象?"回歸之初,香港社會仍信心滿滿,這正是主管港澳工作的人要好好反思。何解他們的港澳政策令到香港社會竟然會逆反地產生一種抗拒融合的思潮呢?這其實很容易解釋,第一,自回歸以來,實際上不斷收窄香港人的自治範圍,嚴格而言,是食言!對《基本法》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高度,越來越解釋到不是那樣高。越來越多干預。香港的選舉由特首以致區議會選舉都有中聯辦的手在背後操控。坦白一句,看得多這些事情的出現,好容易會對不斷的干擾及不斷的干預香港產生反感。所以,這正是由於中共的港澳工作失敗,才導致香港有些市民重新緬懷港英時期的日子。
這正是一個好恰當的對比,港澳辦去反思自己政策的失敗。所以,你責怪香港有部份人,為何不檢討自己的政策有否偏頗,導致香港人產生那麼強烈的逆反心理呢?所以,他應該考慮自己的問題。
第二,我們回歸以來目睹的事,大陸發生的事,有什麼事令香港人在政治上幫你說話?劉曉波及李旺陽等事件的發生,更不用說"六四"問題。我想請問大陸的官員,那些認為香港人有"港獨"情緒的官員,請他們留意大陸約於2008至2009年左右,大陸的新浪網也做了一個民意調查發現,有六成五的人表示"來生不做中國人"這是發生在香港最近增強本土意識之前幾年的事。大陸的人在你共產黨統治下也發出"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慨嘆,你又豈能怪香港人有些分離的意識呢?所以,我再要問,孰令致之?什麼事導致這樣?中共應該從自己的失誤,失敗檢討,而動輒就打擊別人指別人有分裂意識。
面對新一代的中共領導人即將產生,程翔會否擔心他們會信納這份報告並推行有關的建議?程翔說,不願猜測,不過,以累積了觀察中國政治廿多年的經驗後,他認為,民族的前途是在社會大眾手裏,他希望人民能繼續保持對執政黨施政的監督及壓力,促使共產黨進行改變,這樣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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