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专栏】收拾香港残局第一步


2014.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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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620.jpg 香港政局究竟怎样「收科」?(刘云摄,2014年10月8日)

 

面对现今香港的政局,朋友之间最经常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谁是谁非,而是究竟怎样「收科」。

最简单,就是政府接受群众诉求,在2017年特首选举中加入公民提名。但可以肯定,北京已经言明不会容许这事发生;特区政府不会如此提案,立法会中的建制派也会反对,退一万步说,假设以上两关都神奇地通过,到政改五部曲的最后一关,人大常委也不会接纳批准备案。再者,到了2017年,选出来的特首还是要由北京任命,换言之,只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除非是北京改变对香港的方针,香港人是无法透过公民提民普选特首达致真正的高度自治。

许多人听到这里,难免会想:「这是投降心态!香港人岂可放弃自决这个大前提?」

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要争取香港人最大的自治权,重点不应放在特首的选举上,而是要著眼于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事实上,正正是因为行政霸道的政制设计,让特首权力太过集中,北京才不会放松对这个权位的控制。

中央集权,是香港政治扭曲的最大原因。假如不是因为行政权力未能有效地分散和下放,香港的施政也应当更贴近民情。假如不是行政霸道阉割了代议政治的功能,香港的市民也不用将议题带到街上。假如不是议题被带到街上,也不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撕裂。

许多香港建制派人士常常说:「从前英国人的年代,又不见你们出来争取民主,为甚么现在才出来唯恐天下不乱?」这个说法,乃建基于对英殖时代的英皇制诰及皇室训令的错误理解。

就以我等被标签为自由市场原教旨最津津乐道的郭伯伟年代为例,当时财政司对行政机关的影响力,比港督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经常说公务员政治中立,事实上,当年的政府办公室都挂了女皇肖像,但在行使权力时仍是规章先行。从前的铨叙司, 是真正管治政务官之首,掌人事权,总督也不可以随便越权过问,甚至连警察首长,亦有极高的自主权;否则,也不会闹出50、60年代警权腐败而政府束手无策的局面。

事实上,局和署之间,亦非完全简单的从属关系。许多年前,有次我和一位今天仍然在政府极高层的官员闲聊,他也对我说:「政府最恶就系班中级公务员。」局是负责制订政策,但政策经过立法之后,署级首长要怎样行使酌情权,只要依足规矩,局长也无权干预。公务员若非犯刑事过失,再政治不正确的决定,就算港督也无可奈何。大家记得当年仍是社会福利署署长的陈方安生以铁腕手段处理郭亚女事件吗?社会再不满,惹来多大的反响,港督尤德也只有力撑。

在行政架构当中,有分工、有权力制衡,那是香港管治不可或缺的设计。今天北京紧张对香港的主权,但英殖时代,伦敦西敏寺又为何不用为控制这个在远东的据点大费周章?为甚么英国人做得到,但中国人却办不到?难道中国人的才能有问题吗?为何当年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伦敦西敏寺,不用事事微观操控?

事实上,史家称颂中国为官僚之国。从前的香港,就是英国的制度,加上中国人官僚的执行力,构成人类史上罕见的高效政府。

回到最核心的问题,今天香港特区的管治制度,究竟有甚么缺陷?董建华以为推行政治问责制可以集权于特首,结果演变成政治卸责制。中共那套中央集权,衍生出来的各种流弊,例如派系明争暗斗,最终也发生在香港这个边陲的城市。

将行政机关权力下放分散,政治中立,是第一步。让代议政制发挥应有的功效,是更重要的一步。这一点,下星期续谈。(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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