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評論】香港人面對中共的無奈


201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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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我跟不少香港人以為,要令中共在香港知所進退,最好的做法,就是將台灣問題也綑綁在一起。殊不知,這一招沒有用;台灣民眾是越來越清楚現實,香港這個示範單位的作用也漸漸變得沒有意義。

國際輿論壓力,可以令中共收斂一點嗎?中共對看外一直又怕,但又很好奇。不過,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對外國的那份好奇已經蒸發得七七八八,取而代之是那份恐懼轉化成的敵意。要知道,中共不怕再度自我封鎖;只要是為了延續一黨專政,中共是甘於再度將大門關上。

最近,中共拒絕往一行英國國會議員入境,理由是不歡迎他們干預中國的內政。可是在這群英國國會議員眼中,中英聯合聯絡聲明既然是兩國簽定的條約,在三十年後看看對方是否有對履行承諾,也只是合理的外交工作吧。不過,站在中共的角度,地方既然已經歸還,一切都是我的,其他國家都是外人,說甚麼都沒有用。

香港人面對這樣野蠻的對手,其實是很無奈。早在八、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早就看穿了中共的本質,有能力移民的,早就在手上多拿一本護照。英美澳加等國家的政府,不是對香港人特別好,只不過,香港人依足規矩歸化成別國公民,願意守別人的法規,多數事情都是發生在預期之內,這就是文明法治社會的好處。

香港仍然是法治社會,只不過環境正在急速惡化中。走在街上,沒有人想到會隨意隨機地被警察襲擊。代表政府的警察,已經對市民存在敵意。我不是一面倒偏幫示威者,但在警察對人民的關係當中,只有警察可以行使武力,所以警方有更大責任,在行為上刻制。這種權力和責任的對應關係,是其中一個香港的核心價值觀。

當然,也有香港認為,沒有和諧穩定,甚麼虛無的價值觀都是沒有意義的。但我想提醒大家,香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近七十年,當中四十年其實偶爾也有街頭運動和社會兩派政治對立;尤其在六十年代,對立更加明顯。可是,當時的政府扮演一種超然的仲裁者角色,這也是香港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威信的年代。

到七十年代起,民間政治運動針對的對象轉向到政府,當中有不少活躍份子是民族主義者,也有不少是共產信徒,由這個時代起,香港政府以行政吸納政治,最終推行代議政制,處理民間政治能量。也就是香港有代議政制改革的十多年,街頭民粹運動也絕跡香港。

一直到特區成立,行政霸道和董建華將代議政制架構破壞,街頭民粹運動又再次興起。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示範單位,告訴世人中國人也可以有高質素的民主社會。偏偏,那個只知要一黨專政的中共將一切都秩序破壞之後,還要說是外國人的陰謀。難道這就是香港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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