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富专栏】街头政治的来由


201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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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的反水货客示威,我本来已经没有太多新的观点可以分享。说到底,假如不是北京将中国大陆的市场围封起来,香港是犯不著要承受如此重担。

有人说,香港人已经被迫上绝路,无路可走。这种围城心态,其实早在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可以见到端倪;话说当年,我已经见到不少参选人的口号,都以「捍卫」和「守护」作为动词。当然,由2012年至今,香港发生了许多事,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香港人的政治习惯。

我见到其中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在过去两年,多了一批示威者,以冲击来达到目的。他们说,过去那一套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不管用,现在就是要以冲来凸显政府的无能和不济。当一个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所谓的中港矛盾,我认为只是表面的问题;就算没有中港矛盾,没有自由行和水货客,我深信同一班人也会找到别的议题去发挥。

其实香港一直以来都有街头抗争;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斗得火热,最终极一次,发生在六七暴动。之后的七十年代,只剩下国粹派民族主义者偶尔在街头抗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保钓和捉葛柏事件。

踏入八十年代,忽然间好像所有街头抗争都消声匿迹。有人的直觉是香港经济好,人人都只记得要赚钱,有人甚至形容香港人是政治冷感。可是,八九六四,一样有成千上万的人冒著狂风暴雨上街;足见香港人不是不关心未来,只是在这个特定的时空,香港人的政治习惯有所不同。

英国由十七世纪开始管治殖民,到了香港这最后一章,有三百多年经验。英国人试过失去殖民地,更因为殖民地叛乱,打过了许多场战争。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后,英国人基本上已经学会了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让殖民地拥有自治权力,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事实上,在英殖年代,伦敦虽然会过问香港的事,但最终都是由地方政府处理政治的问题。

尤其是七十年代之后,香港渐渐建起代议政制,最先是市政局,到后来的区议会和立法局;曾几何时,香港人对政府有任何不满,就会找这些代议士申诉,不用自己上街,不用冲击。虽然到了八、九十年代,有人说末代港英政府是跛脚鸭政府,但事实上代议政制令殖民政府更有认受性,管治更稳定。

回归后,香港的民意代表的人数多了,人人都自称说是人民代表,可是人民却觉得政客不代表自己。我认为最主要原因之一,是特区政府和北京,在有意无意之间,都在将立法机关的地位贬低;市民说「甚么人不代表我」,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谁与谁没有能力代表我」。

代议政制被阉割,并没有造就行政主导。相反,行政机关因为失去了一个真正有政治功能的代议政制,变得一筹莫展。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不可能没有政治,唯一可行的管治,就是让政治问题在政治场所解决,否则,人民就会将事情带上街头,以冲击去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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