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評論】中國防疫體系潰敗,誰的責任?

2020-02-12
電郵
評論
Share
打印

武漢疫情大爆發之際,中國舉國上下都在等中共第一把手的指示,就像崇禎亡國時,所有人都在等崇禎的指示一樣。1月20日,第一把手習近平的指示終於來了,這一天成了武漢疫情的指標日。

在1月20日之前,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裡,而知情人除了八名被約談被訓誡的醫生之外,所有的政府官員,不管是武漢政府還是中央各個部門,包括防疫官員、衛生部門、警察部門和宣傳部門,都三緘其口,他們都在等黨的第一把手習近平的指示。習近平在疫情出現後奇怪地沉默了40多天之後,終於在1月20日說話了。如果說,在1月20日之前,中國的防疫系統處於對公眾隱瞞疫情及不作為階段,那麼在1月20日之後,疫情的大爆發,使中國的防疫系統立即陷入了崩潰和瀕臨崩潰的邊緣。

習近平那次講話話音剛落,馬上有成千上萬的重症病人和疑似病例向武漢各醫院蜂擁,導致醫院在接診、確診、安排重症病人住院、提供日用口罩和防護服、消毒耗材等方面都不堪重負。醫院無法收治的病人,有的回家隔離造成全家感染,有的在空蕩的大街上遊蕩,在各醫院之間穿梭求告無門,有的體力不支栽倒在街頭。從那種世界末日一般的可怖景象中,外界看到了武漢人的慘狀和中國防疫系統的潰敗。

可以說,中國防疫系統的潰敗,是造成武漢疫情迅速擴散的原因之一。我們都知道,經過2003非典之後,中國政府花了大力氣建設與完善中國防疫體系,不僅加大投資於疾病預防和研究,改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升級全國監測系統,還增加了不少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因此而稱中國現在已是傳染疾病研究的領導國。有誰能料到,這個「領導國」的防疫體系,在武漢疫情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擊!當年非典時期面臨的所有問題,如隔離設施不足、資源嚴重短缺、大量醫護人員感染、醫院內部交叉感染嚴重等,今天幾乎都重復發生在武漢疫情中,武漢面臨的瓶頸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甚麼中國防疫系統如此不堪一擊?是醫療防疫系統投資不足嗎?是醫患比例嚴重失調嗎?根據北京大學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的研究發現,在過去十幾年裡,中國為醫療保障體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資金。2003年,各級政府對醫療衛生投入達八百億,2015年為一萬億,2016年則為四萬億。關於醫患比例,德國之聲說,中國每一位醫生要照顧將近7000名民眾,也就是7000比1,而國際上的公認標准比例是大約1500到2000比1。這對一個號稱崛起的大國來說,如此低水平的醫患比例,實在太諷刺!

但是,武漢疫情展示的中國防疫體系瀕臨崩潰,其重要原因並非在於投資不足,恐怕也不在於醫患比例嚴重失調。而在於一系列非防疫因素。中國政府對付傳染病,從非典開始到禽流感,再到現在的武漢疫情,實際上採用的是同一個應對模式,即,在疫情初期對大眾隱瞞,地方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不敢作為不願作為;當疫情發展到無法控制時,中央權威高調介入,採取嚴苛措施,待疫情被控制後,遂歌頌社會主義制度和黨領導的優越性。在這套模式中,保證政權安全遠遠高於保證人民健康。

在武漢疫情中,中國花大力氣花大錢建立的整個防疫體系並沒有發揮作用。中國官僚從地方到中央照樣隱瞞,照樣不作為;非典時期的中國衛生部和武漢疫情中的中國衛健委都以「內緊外鬆」的政策對付,都不向民眾通報。不同的是,非典時隱瞞疫情的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被免職,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敢擔責的技術官僚如王岐山和吳儀,而現在,習近平政府中除了忠於他的親信和子弟兵外,根本找不出這樣的官員。此外,非典時期的中央權威並非當時剛走馬上任的胡錦濤或溫家寶,而是集體領導,「九龍治水」。但武漢疫情的中央權威卻非習近平一人莫屬,舉國上下的官僚們都在眼巴巴地等著習核心的指示。

對中國防疫體系的潰敗,「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習近平是否應該「親自負責」了?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dge及Safari用戶可直接點擊收聽
其他瀏覽器用戶請點此下載播放插件

完整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