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做了一些home work，發現剛發表的這段講話有一大吊詭之處，它與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相關決議、會議公報、宣傳部長講話、《人民日報》社論、新華社特約評論員文章等，調子不一樣。在其他所有權威講話和文章中，都沒有出現任何“國際敵對勢力”的字眼。相反，全會《決定》提到要“堅持發展多層次、寬領域對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鑒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甚至提到“鼓勵文化單位同國外有實力的文化機構進行項目合作”、“鼓勵外資企業在華進行文化科技研發，發展服務外包。”那麼這個“國際敵對勢力”的字眼，從何而來？
自由撰稿人、記者大衛•科恩在《外交家》1月5日發文認為，胡的講話應是供中共黨員內部閱讀的，而不是面向大眾的。文章基本上是中共領導人的綱領性口號，用途是引導基層黨員的政策實驗。但是為何這個內部密件現在會公開發表呢？
胡錦濤的“國際敵對勢力”的說法語言生硬，思維過時，邏輯陳舊。不少網友因此而質疑，這些過時的政治口號，如“長期滲透”、“西化、分化”、“警鐘長鳴”和“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還能唬住民眾嗎？其實，胡錦濤和他的智囊早就知道，中共過去那一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識形態，在民眾中早就失去了吸引力，胡錦濤智囊曾經煞費苦心地給中共意識形態穿上“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新衣。可是為何這一次又以粗糙草率生硬的原始面目出台？
最根本的問題是，為何胡錦濤在他執政的最後一年以文化改革為由，重新強化反西化的策略？在我看來，理由有以下幾個：首先跟維穩有關。剛過去的一年，國內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胡錦濤的穩定壓到一切的執政思維和天價維穩的體制仍然不能免於社會動蕩，而中共唯恐失去對中國社會和民眾的控制，於是大張旗鼓地搞意識形態領域裡的維穩攻堅戰，便成了胡錦濤大維穩體制的最後一塊陣地。
此外，把中國目前的亂像歸咎於西方分化滲透的結果，以減弱中共黨內和社會上要求追究執政責任的聲音。烏坎事件明明是因為村民和政府因土地問題而導致的維權事件，卻被官媒刻意歪曲成“由於西方媒體的介入迅速升級為敏感事件”、“有境外勢力對今次事件推波助瀾”。陳光誠一案也被當局套上了西方介入的帽子。把中國社會的動亂之源，歸咎於西方敵對勢力的滲透，已經成為胡錦濤當局處理社會動亂的慣用模式。
還有，不管“國際敵對勢力”一說有多麼荒誕，甚至無用，胡錦濤講話想要傳遞的信號，卻是明確的強硬的。它就是要警告社會上的異議人士和黨內贊同普世價值的人，和那些對黨中央指手畫腳、聲稱要告別不爭論時代的一些前朝元老的後代們，切莫讓自己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分化中國的馬前卒。
再有，胡錦濤對意識形態裡的爭奪戰，其實從未掉以輕心過。根據高瑜的文章，2004年9月，胡錦濤正式登基不久就作了一個“管好意識形態”的就職講話。他說：“一段時間以來，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體。針對這種錯誤，決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雖說胡錦濤保衛中共意識形態的意志相當堅定，但他在隨後的執政期間，卻沒有輕易公開與“國際敵對勢力”宣戰。
胡錦濤在執政的最後一年，重新祭出反西化的法寶，這至少顯示，胡不得不面對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執政局面。為了對付這種局面，“國際敵對勢力”一說，即使語言再生硬，思維再過時，邏輯再陳舊，作用再有限，即使只是一根可以救命的稻草，也要倉促撿起，臨時應戰。只是這根稻草還能維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