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评论:谈邓小平的“未竟事业”

8月18日,为了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财经》周刊以《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为题,采访了原新闻出版署杜导正、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陈小鲁和中央党校王长江。我赞同《财经》杂志和杜、陈、王等对推动政改的呼吁,但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未竟事业,我却有不同看法。

201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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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30年前,邓小平在经历了被迫害、被屡次打倒的文革之后,曾对中共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这篇讲话中,对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种种弊端,均有精彩的论述。而他的最精彩的论述却是在这段文字里,“……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好制度约束坏人,坏制度制约好人,这种说法从此流传下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只要一提到邓小平和政治改革,人们就会引用这句话。它成了邓小平真诚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关键证明。不能否认,邓的这套说法,在当时相当吸引人,似乎一个经济上现代化、政治上民主化的中国就要到来。但是后来大量事实证明,邓小平的那套关于政改的说词,全然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不错,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而后来的执政者无不信誓旦旦要完成邓小平的未竟事业。可是为什么三十年来,这个未竟的事业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呢?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的未竟事业?为何触及了中共政治制度核心的邓小平,面对核心问题,总是虚晃一枪,绕道而行呢?

这里似乎只有一种可能,即邓小平意识到,政治改革对中共统治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政改能解决一些执政当局急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产生和进一步的解决,非常有可能对中共统治产生致命的破坏作用。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权力垄断、两极分化、腐败蔓延等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同时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邓小平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早就预见到了政治改革对中共执政的双向作用,因此,他既要利用政改对统治者有利的方面,以提高统治效率,又要避免政改对统治者不利的方面,以免断送了中共的江山。换言之,邓不能不搞政改,但又不能认真搞。这就是邓小平的未竟事业。

对邓小平的未竟事业,赵紫阳在他后来被软禁的5000多个日日夜夜中,捉摸得不能再透彻了。赵在《改革历程》中指出,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改革,根本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而是行政改革,是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这就解释了为何主张建立约束坏人的好制度的邓小平,会激烈地推动反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把身体力行建立约束坏人的好制度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赶下台,会不惜借用达姆弹和坦克车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原来邓小平的醉翁之意并不在好制度本身!而他自己,正是建立好制度的绊脚石。这就是为何吴国光等越了解邓小平政改来龙去脉的学者,对中共搞政改越悲观的原因。

至于现在的胡锦涛政权,对邓小平的未竟事业也理解得相当透彻,所以也不会搞真的政治改革。余英时先生近日在“谈俞可平所谓的体制内改革”一文中披露,现在的共产党没有意思要改革,许多中国来的朋友很坦白地告诉他,目前没有任何迹像显示中共会改变。

总之,所有关心中国政治发展前途的人,既不能对邓小平的未竟事业再迷信下去了,也不能单纯地等待现在的胡温当局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只有另辟他途。正如陈小鲁和王长江等人所说,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以执政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也不取决于执政者自己的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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