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風 攝
公司安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實施第四天，這是第72小時足不出戶，我看著放在門口的一盒口罩，慶幸又能省下幾個了。
2020年，從「反送中」運動到抗疫戰，香港人已經好累，讓我們感到疲倦的，不是戰疫，而是政府。面對「擠牙膏」的抗疫方式，曾經絕望到窒息，香港人在逆境中唯有自救。
香港的貧富懸殊，由樓房擴張到口罩，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悲。網上分享著自己手存的口罩數量，你擁有越多口罩，代表擁有越多財產，就像玩大富翁一樣，分為富戶、中產及基層，有些人對武漢疫情稍聞聲色，早已囤貨成為暴發戶；有些人初期隔岸觀火，到香港出現多幾宗確診個案時，才為口罩四出奔波，可惜為時已晚，你已被歸納為基層。
政府不給力，民間只好自食其力。在市面「一罩難求」之下，不少良心公司或組織自發到外地採購口罩，因為短線地區競爭力大，要遠赴印尼、沙特阿拉伯、杜拜等地親自物色，甚至發展本地生產線，掀起「香港製造」的風潮。
2月5日，我到九龍灣採訪逾萬人排隊買口罩，我和同事原本只是抱著姑且一看的心態到現場採訪，因為上頭說排隊買口罩好像已經變得見怪不怪，但鏡頭外的感受總是來得深刻。在我們到達前一晚，早已有幾千名市民冒著寒風通宵輪候，即食麵、摺凳、帳篷，露營用品通通出動，從凌晨到下午，不少市民早已排隊超過九小時，在我們走往不見盡頭的龍尾之間，那一張張焦慮的臉孔令人無法釋懷，特別有不少年邁的公公婆婆，他們說不捨得換新一個口罩。在彷如通往地獄的隧道，忍著淚水，在我腦中不斷閃過一個念頭「究竟香港人犯了甚麼過錯？」
記得特首林鄭月娥當初解釋，基於口罩供應有限，已向各部門發內部指引，公務員只會在三個情況下獲發口罩，包括生病、在工作上須與市民頻繁接觸、在人多擠迫地方工作，如官員不符合以上條件，「戴上都會要求除下」，她自己亦帶頭在見記者期間不戴口罩。這個回應確實令人心寒，政府不但未能在全球成功採購，更指因口罩有限，叫市民「慳啲使」（省著用）。
就在同一天，即醫護罷工第一天，我分別前往瑪麗醫院、伊利沙伯醫院以及醫院管理局大樓採訪，當時正值由內地輸入疫情的第一波爆發，進出醫院都要非常謹慎，我戴著口罩屏著呼吸，在醫院外避開向地上吐痰的人。當時近千人在醫管局大堂透過螢幕觀看特首記招的直播，無奈記者會進行了半小時，都聽不到他們想要的答案，儘管一眾高官如何圓謊，從他們眼中仍能看出那一絲的盼望，亦是唯一的要求——「全面封關」。
港府拒絕封關，港人則採取「自我封關」，人與人之間的社交活動亦有所改變。在疫情尚未在日本爆發之時，我有朋友剛從日本旅行回來，他得知我經常外出工作，於是分享了一盒口罩給我，與朋友會面就成為了「防疫大會」，大家在桌上交換著自己的防疫裝備：口罩、酒精搓手液、消毒洗手液等等，話題總離不開如何抗疫。也許是年輕一代，我身邊朋友的自我防疫意識都較強，一旦要見面時，會先詢問大家的健康狀況，當他們知道我要到機場，接載首批從武漢坐包機回來的港人，飯局就會自動延期十四天。
看著掛在窗邊的白色口罩，那是已經戴過的，媽媽說噴上幾下酒精就能重用，我看著口罩隨風而飄，相信這個消毒方式，總比到廚房用水蒸來得好。
記者／劉少風_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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