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日記】港人逆境自救 從樓房到口罩的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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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安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實施第四天,這是第72小時足不出戶,我看著放在門口的一盒口罩,慶幸又能省下幾個了。

2020年,從「反送中」運動到抗疫戰,香港人已經好累,讓我們感到疲倦的,不是戰疫,而是政府。面對「擠牙膏」的抗疫方式,曾經絕望到窒息,香港人在逆境中唯有自救。

香港的貧富懸殊,由樓房擴張到口罩,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悲。網上分享著自己手存的口罩數量,你擁有越多口罩,代表擁有越多財產,就像玩大富翁一樣,分為富戶、中產及基層,有些人對武漢疫情稍聞聲色,早已囤貨成為暴發戶;有些人初期隔岸觀火,到香港出現多幾宗確診個案時,才為口罩四出奔波,可惜為時已晚,你已被歸納為基層。

政府不給力,民間只好自食其力。在市面「一罩難求」之下,不少良心公司或組織自發到外地採購口罩,因為短線地區競爭力大,要遠赴印尼、沙特阿拉伯、杜拜等地親自物色,甚至發展本地生產線,掀起「香港製造」的風潮。

2月5日,我到九龍灣採訪逾萬人排隊買口罩,我和同事原本只是抱著姑且一看的心態到現場採訪,因為上頭說排隊買口罩好像已經變得見怪不怪,但鏡頭外的感受總是來得深刻。在我們到達前一晚,早已有幾千名市民冒著寒風通宵輪候,即食麵、摺凳、帳篷,露營用品通通出動,從凌晨到下午,不少市民早已排隊超過九小時,在我們走往不見盡頭的龍尾之間,那一張張焦慮的臉孔令人無法釋懷,特別有不少年邁的公公婆婆,他們說不捨得換新一個口罩。在彷如通往地獄的隧道,忍著淚水,在我腦中不斷閃過一個念頭「究竟香港人犯了甚麼過錯?」

記得特首林鄭月娥當初解釋,基於口罩供應有限,已向各部門發內部指引,公務員只會在三個情況下獲發口罩,包括生病、在工作上須與市民頻繁接觸、在人多擠迫地方工作,如官員不符合以上條件,「戴上都會要求除下」,她自己亦帶頭在見記者期間不戴口罩。這個回應確實令人心寒,政府不但未能在全球成功採購,更指因口罩有限,叫市民「慳啲使」(省著用)。

就在同一天,即醫護罷工第一天,我分別前往瑪麗醫院、伊利沙伯醫院以及醫院管理局大樓採訪,當時正值由內地輸入疫情的第一波爆發,進出醫院都要非常謹慎,我戴著口罩屏著呼吸,在醫院外避開向地上吐痰的人。當時近千人在醫管局大堂透過螢幕觀看特首記招的直播,無奈記者會進行了半小時,都聽不到他們想要的答案,儘管一眾高官如何圓謊,從他們眼中仍能看出那一絲的盼望,亦是唯一的要求——「全面封關」。

港府拒絕封關,港人則採取「自我封關」,人與人之間的社交活動亦有所改變。在疫情尚未在日本爆發之時,我有朋友剛從日本旅行回來,他得知我經常外出工作,於是分享了一盒口罩給我,與朋友會面就成為了「防疫大會」,大家在桌上交換著自己的防疫裝備:口罩、酒精搓手液、消毒洗手液等等,話題總離不開如何抗疫。也許是年輕一代,我身邊朋友的自我防疫意識都較強,一旦要見面時,會先詢問大家的健康狀況,當他們知道我要到機場,接載首批從武漢坐包機回來的港人,飯局就會自動延期十四天。

看著掛在窗邊的白色口罩,那是已經戴過的,媽媽說噴上幾下酒精就能重用,我看著口罩隨風而飄,相信這個消毒方式,總比到廚房用水蒸來得好。

記者/劉少風_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