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指控，傳媒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後早有不少報道及論述。較少深入討論、但又極具現實意義的地方，反而是全書的最後部份：趙紫陽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趙紫陽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反省歷程，由專職經濟政策到力圖改變中共執政方法的黨官，再到晚年大澈大悟，看透一黨專政只屬過渡體制，中國要走向長治久安，必須建立類似西方議會政治的民主體制。
從踏上中央政治舞台開始，根據趙紫陽的憶述，他從不懷疑一黨專制，當然亦支持中共推行的改革。他甚至說，鄧小平當年發表朝野關注有關政治改革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沒有引起他的重視。
直到一九八五年開始，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一方面黨內保守派阻力甚大，另方面由於錢權交易、以權謀私之風日盛，誘發各種社會矛盾，加上知識份子參政、議政的要求日高，趙紫陽深感必須更新共產黨的執政方法，讓社會有能力監督權力腐敗，也讓支持改革的黨內外力量發揮作用，經濟改革才有望繼續下去。
不過，由着意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開始，他逐漸發覺跟鄧小平在認識上的重大差異。其實趙紫陽當時不外主張充份發揮現有政治體制，如社會協商和多黨合作，提高民主黨派的組織及議政能力，並讓部分民主黨派成員當副部長。但儘管趙的改革幅度十分有限，卻遭到黨內特別是元老的抗拒。首先，他發現鄧小平所主催的黨和領導體制的改革，只屬行政改革，即改變共產黨的組織制度、工作態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等，由始至終，執政黨依然牢牢緊握全部權力。其次，他又發現中共元老雖然對經濟改革有不同意見，但對政治體制改革卻一致反對，因為他們害怕改變執政方式，最終削弱了執政黨對權力的壟斷。也由於元老的反對，十三大出台的政治體制改革，內容十分有限，更沒有什麼跟進行動。
到了軟禁期間，趙紫陽終於悟出一黨專政的政體，只是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過渡形式。他留意到二十世紀以來不同政治體制的發展中，西方議會政治始終是比較成熟、能夠體現民主並且保障公民權利的制度。因此，中國即使不能馬上實施，也必須視此為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隨着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而逐步採用，才能解決中國巿場經濟發展下的種種問題，如權力巿場化、社會腐敗和兩極分化等。
趙紫陽的反省，既標示中國應走的方向，也突顯出問題所在。一方面，中國要走上政治清明之路，解決政治與經濟的多重矛盾，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看來是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中共高層包括在位期間的趙紫陽在內，根本無人可以擺脫一黨專政對思想的窒礙，以大局為重，願意視專政為過渡階段，最終還政於民。如是者，即使趙紫陽所言正確，議會民主是中國政制改革的總目標，我們又如何從一黨專政的現實轉向議會政治的未來呢？
趙紫陽對政制改革的構思，有目標而欠缺路線圖，但卻清楚不過，把政制改革提上議程，讓這一代中國人繼續努力，走向先進文明的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