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卡廷事件是一個直接牽涉到蘇聯老大哥的當代政治問題因此不得不嚴格審查的話，那麼，有些被嚴格審查和規定的題材其實和當代政治沒有直接關系，但在極權制度下也成了大問題。
例如波蘭19世紀著名作家和詩人密支凱維奇的作品就是如此。波蘭19世紀喪失了獨立，東部被俄國吞並。密支凱維奇是著名愛國詩人，在他的作品中號召反抗沙俄帝國主義、主張波蘭民族獨立，受到沙俄的迫害，被迫出國流亡。對於這樣一個19世紀上半頁的歷史人物，波蘭當局的態度也是一切以蘇聯為准。1968年，波蘭文藝界上演了密支凱維奇的話劇《先人祭》，受到觀眾歡迎。但蘇聯駐波蘭大使提出抗議，認為這出戲以歌頌波蘭人民反抗沙皇統治的鬥爭為名，影射當今的蘇聯和波蘭關系，是一個反蘇作品。當時正好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掀起反抗蘇聯霸權主義的布拉格之春運動，整個東歐動蕩不安，波蘭當局馬上就下達指示，將這出戲禁演，並追究審查機構的責任。
對歷史題材的審查甚至包括很多和政治或者愛國主義無關的題材。1976年華沙一個劇院要上演一出戲，說的是19世紀一個天主教教士的謀殺案。審查機構覺得這個題材沒有太多政治色彩，可以放行，但又對報刊將要發表的評論作了了嚴格規定。波蘭當時雖然沒有完全禁止宗教，但對它的傳播範圍和社會影響非常謹慎，處處設限。審查機構的擔心是，這出戲涉及的是宗教，謀殺犯是某一個天主教教派的成員，可能會引起這個教派和其它教派成員之間的爭議，從而擴大宗教的社會影響。此外，這出戲的背景也是在俄國統治下，當時俄國東正教會成了波蘭天主教會內部糾紛的裁判，所以當局又擔心對這出戲的討論會引出民族主義的情緒。
就這樣，一個以19世紀的刑事案為題材的戲劇成了審查機構的重點對像。華沙報刊出版和公共表演審查辦公室在這出戲上演之前就下達了154號文件，對報刊對它的評論作出規定，任何可能引起爭論從而在社會上擴大宗教影響的問題都不得出現在評論中。只有以下的話才被允許出現，例如“作家根據某個教士在某個修道院犯下的殺人罪創作了這出戲”。此外，考慮到當時俄國東正教會在波蘭的地位，任何“企圖從民族主義和當代社會現實的角度來解釋這出戲的評論都不能發表。”
但是，在這出戲上演後，有些報刊的評論還是隱晦地超越了審查機構的界限。於是在兩個星期之後，同一個審查辦公室又下達了一個156號文件，干脆禁止任何評論。文件說“除非有新的規定”，任何有關這出戲的“評論、討論和爭議”都不得在任何報刊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