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除了這些讓徐四民尷尬的事，還有後果更嚴重的。當時中國大量向有華僑的國家輸出革命文化，特別是電影，緬甸也不例外。1960年，徐四民和緬甸友人達成一項交易，由對方在仰光市中心提供一塊地皮，徐四民籌資建立一座當時設備最先進的大型電影院，為放映中國電影提供一個固定的場地。
電影院建成後，很快就帶來了政治爭論。有人在股東會議上提出影院應該成為中國大陸電影的陣地，只放映中國電影，但徐四民認為從商業角度考慮那樣做經營上無法維持，而且其它電影院也放映一些中國電影，所以主張中國片、緬甸片和歐美蘇聯片各佔三分之一。他說“我主張沖淡政治色彩，讓外國人了解，華僑愛祖國並不是一種政治活動”。為了突出非政治性，他提出影院建成後，“第一炮放映一部中外咸宜，老少喜愛而無政治傾向的西方名片”。股東會議最後選了美國迪斯尼出品的《睡美人》做為第一部上映的片子。
《睡美人》連映20多天，場場滿座，盛況空前。接下來影院就大量放映了中國革命電影如《老兵新傳》、《翠崗紅旗》等等，也有《五朵金花》這樣的娛樂片。徐四民十分高興，他想“以後我們中國的影片在緬甸將有一間頭等的戲院細水長流地放映了”。他甚至開始考慮和其它影院合作建立電影公司。但他不知道的是，華僑中有人正暗中策劃針對他的大批判，要捍衛中國革命文化在緬甸的陣地。不久，當地親中國的華僑報紙發起了“座談”和“討論”，題目就是為什麼要用美國電影作為電影院的首映片，背後的動機究竟是什麼。一家以華人為主的中學在學生中也發起討論，批判“崇美”思想，發出責問：“首都電影院放美國片由誰來負責？”
股東開會討論影院的經營情況，很快就有人向“有關方面”打“小報告”，說“提議放映美國片《睡美人》的人是什麼意思？”“我們對主張演美國電影的人應有怎樣的看法？”
徐四民說這種“‘看法’雖不是定罪量刑，也同‘政治鑒定’差不多了。後來聽說回國的華僑，有的終身背著那個看不見的‘檔案袋’，我就不能不承認這‘看法’是多麼厲害了。”
但徐四民更沒有想到的是，發起這些“討論”和“座談”的“愛國人士” 和向使館打“小報告”的“海外赤子”的真正目的其實充滿了銅臭。這些人是看到了影院的成功，要用政治罪名把他搞垮，然後自己接手經營。他說在這場所謂“政治爭論”的背後“吵的是利益分配，爭的是權力地位”。當徐四民知道他成了放映美國電影的罪魁禍首，而且“重要人物”對他已有“看法”之後，他便辭職了。然而，讓他驚訝的是，換了人之後，這家電影院不但照樣放映美國片，而且放的更多，甚至不但是美國的娛樂片，而且戰爭片也照放不誤，要是上綱上線的話，這些都是“為美帝張目”的。
1964年緬甸政府實行了針對華僑的“國有化”，徐四民喪失了財產，回到中國，在北京住了12年，又聽到了很多以“愛國”為名的骯臟勾當。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一個華僑的經歷》今天仍然有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