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六四前夕“良心二代”訴真情（視頻）

八九年發生的民主運動對中國影響深遠，六四天安門鎮壓更令人有切膚之痛。26年過去，有難屬等不到親人平反已先後去世，唯有薪火相傳，將爭取平反的擔子交由子女延續。本台接觸過這些新世代人，了解他們心中滿是鬱結。在六四前夕，為大家介紹這些已移居美國的“良心二代”，是怎樣從悲憤中走過來。(何山報道)

坐在記者身邊，是兩個已經逃離中國，終於可以抒發內心16年鬱悶的一對“姐妹”。她們來自兩個不同的家庭，各有父母。相同之處，是她們的父親，都是國內的政治異見人士。兩人現時住在華府，其中一人的母親，以監護人的身份，照顧多另一名女童。

16歲的王芷怡，9個月前來到美國，她的父親是浙江民主黨創辦人王東海。另一個是17歲的楊倩怡，父親是楊海，26年前因參與民運被判監。

王芷怡說:  我住在浙江杭州。
楊倩怡說:  我(之前住)在西安。
王芷怡說:  我和旁邊這位楊海的女兒楊倩怡，她們住在一起，她的父親不能來，她的母親是我的監護人。
記者問:  那你自己的媽媽呢?
王芷怡說:  我的媽也不能來美國，她藏在中國，有警察會找她麻煩。
記者問:  所以，你是孤身一人來到美國?
王芷怡說:  是的。
記者問:  怎樣走過來的?來了多久?
王芷怡說:  我來了九個月，我是通過楊倩怡的父母，還有我父親的很多朋友，他們齊心協力，寫信還有呼籲，幫我們出國。
記者問:  你是透過特別的管道來?
王芷怡說:  學生(簽證)。
記者問:  你現在留下來沒有問題?
王芷怡說:  沒有，也經辦好一切的手續。

訪問期間，王芷怡哭過一次，只有一次；身邊的“姐姐”楊倩怡反而更加淡定。不過，王芷怡說“姐姐”比她更加愛哭。王芷怡的父親王東海已經去世，由於身份特別，她美國學生簽證轉為綠卡，9個月內辦成功。她的美國居留申請，自已一力承擔，只有英文翻譯，才假手於人。

王芷怡說:  父親是後來98年和幾個異議人士創建民主黨，當時，其他幾位都被捉進去了，因為我的出生，我父親幸免於坐牢，我從小還是得到了我爸疼愛。我從小就見到警察，我不害怕他們。但是，在我爸去世的前幾年，他們就開始特別嚴重的對我們，迫害我們。我爸非常生氣，心臟原本就不好，可能為了種種的壓力，在2012年外地訪友途中，心臟病突發去世了。她 (母親)也因為長期受到迫害，心臟也有問題，她還是能夠生存。

記者於是問，有沒有很羨慕他人，有個完整的家?此時，比較淡定的楊倩怡則回答。

楊倩怡:  其實，對於我來說，由我有印象開始，我爸爸在我身邊，但我從小我知道我爸有兩個工作，對外一個，回到家有另一個，是不能給別人講的。到我大了之後，我明白那個工作其實是政治異議人士，我對爸爸從小就理解，也支持他。我沒有想過我的爸爸為甚麼做這工作？我們還是自豪，因為我的父親是真正有勇氣、為真理、為人能夠站出來說話的人。

在大陸，每到敏感的日子，這兩個年少的心靈，就要與警察結緣。不過，她們說，並不害怕，那是她們之前生活的國家。

楊倩怡說:  我爸爸在去年六四期間，中國政府準備捉他，知道中國政府經常把敏感人士帶出去，被旅遊，把我爸爸帶出去。那天晚上，派了警察，到我爸的辦公室，把東西敲開，找證據，想要捉他。結果，那一天正被我叔叔發現，警察沒有辦法繼續進行。我爸是堅持要他們給護照，給了，但因為去年的事情，把護照又收掉。現在不能去任何地方，他的名字在中國政府黑名單，不能隨便出去。

王芷怡則說，比起同輩的陳橋、王天安，另外兩個良心二代，父親在她們兒時已經入獄，她算是幸運。

王芷怡說:  父親在她們很小時就離開去監獄，像我們在小時候都是得到父親的愛，所以，我們是從內心底支持父親的。我覺得最難熬還是我爸去世的時間，我媽是每天哭，哭到鄰居都來敲門，問你怎麼了?然後，我不想給我媽看見，所以，我都是一個人，每天晚上只要想到，都會哭一下。
記者問:  在學校的同學知道你的個案?
王芷怡說:  不知道。這些事情，不知道為甚麼在中國你就說不出口；到了國外，這就是高尚的事情。
記者問:  你不能夠跟人家分享，包括你的痛苦與憂鬱?
王芷怡說:  我只能告訴我最好的朋友我父親去世了，其他我也不能說甚麼。
記者問:  學校有社工、心理醫生給你輔導?
王芷怡說:  因為我沒有跟人分享過這些。我爸爸後來搬到很遠的一個郊區，我放假雙休日去，住在一起。每個星期天早上，警察就會敲門，來問候他。我就覺得，他們為甚麼每天早上都來問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而且要問我爸今天要去哪?要幹甚麼?

她更講到，當見警察多了，就不再害怕。就算不能與學校同學分享，已沒有罪惡的感覺。

王芷怡:  見多了，我知道我父親是做甚麼的!
記者問:  小學同學也沒有分享過?
王芷怡:  沒有。
記者問:  有沒有罪惡的感覺?
王芷怡:  我覺得我好像很另類，別人在分享自己的父親在做甚麼工作的時候，我那時候小，我就說我父親是坐牢的，他們就很害怕，說我爸是甚麼殺人犯，幹甚麼的，但我又無法說我爸是一個政治犯。

楊倩怡則說，遇到校內活動，如家長會，只能由媽媽出席。

楊倩怡說:  這種事情，在學校肯定應是沒有辦法跟別人講，我爸爸是政治異議人士，我爸坐過牢，在中國大陸不能跟別人講；所以，我們分享時，只能給別人說，我爸爸是做生意，但我知道爸爸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是異議人士。

王芷怡說:  我也是，但我記得有一次家訪，我爸在家，老師來談我的生活學習情況，我爸在家喜歡畫油畫與寫字，我的老師以為他是一個畫家，都不知道是政治背景的。

直到2014年，王芷怡來到美國，藏在內心10幾年的秘密，終於可以同隔海遙望的同窗好友分享。對她來說，已故父親選擇的職業，是高尚的，也不再有社會的壓力。

記者問:  連最知心的朋友都不能講?
王芷怡說:  我講了!其實，她一開始不知道，只知我父親是那種反對政府的。在中國，孩子對政治一點都不敏感，覺得與自己無關緊要，沒有概念，不明白。後來，我到美國，我更敢跟她說更多的東西，講我父親，然後，講在中國其實你看到的那一些，全都是政府，像新聞上給你的假象，你根本沒有看到真實的中國。她就說，天呀!我一直都不知道中國原來這麼恐怖。她說，也好想出國。

常說中國人冷漠，你有沒有留意，身邊或也有只能隱藏的人和事呢?我是何山，兩節的專題報道: “六四活寡婦”與“良心二代”，就告一個段落。下次節目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