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32載畫句號 一種民主愛國理念的死亡

202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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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32載畫句號        一種民主愛國理念的死亡 2021年6月4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大球場上沒有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
法新社

2021年夏天,70歲的麥海華看著自己奮鬥了半輩子的陣地,節節退敗,分崩離析。

自1989年加入支聯會以來,32年來他不曾離開這個組織。他出身社工,相信人的權利,相信循序漸進的轉變,和大部分香港泛民政治人物一樣,他曾被嘲笑迂腐、左膠或死板,但眼下爭論似乎已經顯得可笑。

和面對政治清算的大部分香港公民團體與政治組織一樣,支聯會一度以退為守。今年六四,遭警方拒絕批准維園燭光集會之後,今年他們曾宣布不發起集會、關閉六四紀念館、包括麥海華在內的7名常委辭職、遣散全部職員、僅7名常委留守——種種舉動,一度希望減低風險,延續組織。但暴風依然呼嘯。建制政客以及《大公報》和《文匯報》不曾停止抨擊,罪名從最初指摘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違反港區國安法,到全面譴責這組織「反中亂港」,以及他們受「海外勢力」扶助,但未指明是何勢力。8月底,警方更根據國安法第43條,要求支聯會在兩周內提交職員名單、會議記錄和2014年以來收支。支聯會的退守也到此刻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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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舉辦「六四燭光晚會」已有30年,雖然不斷有人提出“歷史只懂向前看”,但不少香港人仍未能忘記當年的傷痛。 (路透社)

留守的七名常委中,除了一直在獄中的李卓人與何俊仁之外,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與其他4名常委先是召開記者會,公開聲明警方索要資料的依據不足,不會提供任何資料予警方。5人很快因拒不提交資料遭到警方拘捕。在鄒幸彤及支聯會的罪名均升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之後,已身陷囹圄的她透過法庭自辯、書信多次公開聲明,支聯會作為六四精神的延續者、六四記憶的守護者,必須在此刻與政權進行一場「光明正大的辯論」,自己不會認罪,亦不後退,更鼓勵支聯會會員捍衛組織立場,堅持抗爭,不要主動解散。其言錚錚,無法力挽狂瀾,但應了支聯會32年來「守護記憶,戰鬥到底,直至最後一人」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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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7日,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向媒體發表講話,然後向警方致函,拒絕他們在香港警察總部的信息請求。 (美聯社)

民主的黃金年代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誕生於1989年5月,香港市民深切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澎湃情緒之中。與「反中」相反,麥海華說,十數個組織當時之所以匯聚一堂,「不分左中右」組成聯合會,是一種樸素而強烈的愛國情緒。

「那時候的香港,不分左中右,都走出來支持學生,甚至演藝界在5月26日搞民主歌聲獻中華,在跑馬地搞的,籌了一千多萬,打算去支援學生。」麥海華回憶,眾人心繫大陸人民,又義憤於北京鎮壓學生,激昂的情緒最終匯聚成一個持續的組織,背後是自70年代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

如今,暴風吹倒了一切。香港是否退回了上世紀70年代?麥海華覺得,似曾相識的,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

「其實八九民運之後,有很多人離開,覺得共產黨這樣,我們要走了,不能和他們在這裡鬥下去,但我們這班人選擇留下,是因為有盼望,覺得很多事情都要付出,要努力...... 」麥海華回憶。

留在香港做點甚麼的想法,60年代尾就萌芽了,當時麥海華剛入讀新成立的香港佛教書院,讀預科。學校剛創校,沒有包袱,氣氛自由,麥海華甚麼課都去試聽,下課和朋友們一起啃哲學、社會科學的大書。

「我有一班同學,對哲學很有興趣,殷海光的《怎樣判斷是非》,黑格爾的《邏輯學》,羅素的《分析哲學》,甚至Open Society and the Enemies,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他們都照啃的,」麥海華說,後來大家把目光轉移到現實中的家國社會,恰好有同學認識當時在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書的南來文人許冠三。

中共建政前後,大批知識分子從中國南遷香港,其中有錢穆和唐君毅等史學家、哲學家,也有當時20多歲的青年余英時、許冠三。 70年代初,許冠三出版月刊《人物與思想》,卻因立場批判,不親近左派,被發行商封殺。麥海華遂和同學們一起幫忙,把雜誌搬運到報攤分發,許冠三又給這群中學生開小灶,講中國近代史。

共產黨的發源、反右運動、三年飢荒、文化大革命...... 愈發認識中國,麥海華愈關切,他堅信,中國未來要變得更好,制度上一定要民主化,黨政要分家,政企要分家,司法要獨立,以制約共產黨的專權和腐敗。

「我們是愛祖國的學生,愛土地和人民,但對政府和政權的做法很有保留,共產黨的管治有很多貪污、腐敗,政策經常轉變,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麥海華說。中學畢業後,他考上香港大學社工系,在火紅年代參選學生會,打敗長期當選的國粹派,成為港大第一屆反共的學生會會長。

放眼70年代的香港,相似的信念正在不同板塊中醞釀。一方面,教會組織結合本地力量,服務貧困基層,改善房屋醫療,一些社區組織開始形成。很多年後因發起佔領中環運動而被公眾熟悉的牧師朱耀明,當時剛剛投身神職,他20多歲,在被稱為香港紅燈區的柴灣區每日服務基層。從小失去父母、遍嚐困苦的他意識到,要改變貧困不能單靠祈禱,還要真切協助百姓去謀取政策的改變。

另一方面,伴隨著經濟騰飛,教育普及,一些專業人士對個人權利和社會開放有了更高要求,司徒華就是其中的顯著代表。70年代,作為小學校長,司徒華帶領協調一眾教師,展開了文憑教師薪酬事件的抗爭,與港英政府激烈碰撞,最終取得成功,不久成立香港第一個獨立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

70年代的土壤,催生了80年代的百花齊放。面對79年開始的中英談判,人們開始為香港前途出謀劃策。中英談判沒有三角凳,香港市民不能就是否回歸而表態,1984年底,中英兩國簽訂聯合聲明,敲定香港以一國兩制的安排移交中國,此後香港管治依據《基本法》進行。

但如何撰寫97之後的小憲法?北京開放了一定程度的資訊,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同時讓草委員在港發起《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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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13日,香港聯盟主席司徒華手持新書《中國六四真相》。 (美聯社)

當時已晉身立法局議員的司徒華、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均被視為愛國民主派,受邀加入草委員,而麥海華則作為社福界代表,加入諮委會。在香港本地,那數年各派人物也積極爭取更加直接公平的立法局選舉。1986年年底,司徒華、李柱銘等發起「民主政制促進聯會委員會」,簡稱民促會,那是一個由91個不同的社運、壓力團體組成的平台,例如朱耀明作為宗教界代表,麥海華作為社福界代表等。

當年11月,民促會召開了著名的高山會議,所有聯會團體和300多名《基本法》諮委會成員一同出席,設想香港未來的政制方案。會議表決通過了「一九零方案」,即支持88年立法局選舉要有一半議席由直選產生等。

很多年後,在個人回憶錄《大江東去》中,司徒華憶述當時支持「一九零方案」的人士,就是日後被稱為香港「民主派」的始祖,他同時清晰闡述了他「民主回歸」的立場:「我對回歸的立場非常堅定。第一,在民族立場上,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由於鴉片戰爭而割讓英國,是一個國恥,早應收回香港。第二,百餘年來,香港是殖民地,因而遠離很多源自中國的災難;然而,我未能與祖國同胞一起經歷,心中有愧。現在回歸到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使我和國內同胞有機會共同爭取一個民主的中國,與他們有共同的感受所以我支持回歸。」

麥海華後來總是懷念,他印象中那個黃金的80年代。關心中國的他留意到,胡耀邦執政期間,為右派平反、恢復名譽,鄧小平主張廢除國家領導人的終身制和政企分家等。1984年1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寫信給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希望北京保障97後香港的民主自由,趙紫陽罕見親筆回信:「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徹頭徹尾的愛國者

就在如此黃金年代,八九民運,爆發了。黃志強記得,1989年5月,整個香港都在沸騰。他當時20歲出頭,在地盤做工,很關注北京情況。當月13日,北京學生寫下絕食書,宣告「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黃志強感覺義憤和不忍,開始去遊行,去聲援。

在香港土生土長,小時候別人問他是哪裡人,黃志強答:「英國籍」。他承認自己是中國血統,但感覺不到濃烈的國族情緒,直到1989。「是八九那場運動,真真正正挑起自己是中國人的(情緒),因為見到上面的同胞,你就會直接變成是其中一份子...... 直接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最快反應的是香港學生。當年4月,香港學聯已經派人去北京,發現在天安門前靜坐的學生需要食物、衣服、帳篷,就在香港發起籌款。5月20日,北京政府宣布戒嚴,政權以高壓手段回應和平集會,香港民眾憤怒了。當日晚上,儘管掛起八號風球,數萬香港人依然聚集維園,在暴風雨中遊行到新華社,抗議強權鎮壓平民。

5月21日,百萬香港人上街遊行。在2019年運動之前,那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隊伍從中環遮打道出發,橫跨整個港島,走到北角,又走到跑馬會集會。司徒華在回憶錄中記載,民促會在集會中決議,擴大民促會組織,支援北京學運,由此,「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就在百萬遊行中成立了。

「支聯會的成立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延續。」麥海華認為。

黃志強很快成為支聯會的義工。當時全港動員,小巴司機、的士司機紛紛掛出旗幟參與義載,乘客的收入就成為捐款,街市菜檔也賣菜籌款。他穿著寫有「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的支聯會T恤去義工,司機都不肯收他錢。

一度,無論左中右的團體都加入了支聯會。為了籌款,支聯會常委岑建勳想到發起一個大型文藝晚會。很快,5月27日,他們在跑馬地發起「民主歌聲獻中華」,幾乎所有香港影視界藝人都前往表演,梅艷芳、鄧麗君、羅文、譚詠麟等數十明星聚集一堂,一晚籌集資金1300萬港元。

不料,情勢急轉直下。6月3日晚上至4日清晨,大批解放軍駕駛坦克,從北京城外開進天安門附近的木樨地,向市民開槍清場,血腥的現場畫面通過仍留在當地的記者傳回香港。許多市民一宿未眠,通宵看電視直播。翌日早上,民眾隨即趕赴維園進行「黑色聲討大會」,整晚未睡的司徒華在發表完演講辭之後,暈倒了。

回頭看,無論對於中國大陸抑或香港,六四鎮壓都標記了歷史上一次劇烈的急轉彎。從此,司徒華、李柱銘等不再被視為統戰對象,他們與中共決裂,離開《基本法》草委員;在民主回歸的道路上,香港此後經歷了漫長的迷失和波折,激進的聲音後來倡議香港不再關注大陸民主情況,甚至主張香港獨立,而另一些聲音則希望在民主回歸和香港獨立之外進行第三種想像。在大陸,中共隨後放棄了政治體制改革,同時透過經濟開放和人口紅利,實現了財富爆發式的增長,逐漸走上了經濟實力結合威權管治這一始料未及的發展模式。

如何回應六四鎮壓,如何看待中共,又如何處理中港關係?六四事件之後,社會上湧現不少聲音,激進的如買軍火反攻大陸,擠提中國銀行以衝擊中國經濟等。這些聲音,與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的勇武對抗和杯葛中資的手法,隔著30年遙遙呼應。

支聯會並沒有吸納這些聲音。面對擠提中國銀行的呼聲,港英政府當時邀請司徒華和李柱銘,透過香港電台呼籲不要擠提,認為「這會破壞香港經濟」,「傷害香港市民和中國老百姓」,二人做出了呼籲。

「支聯會剛成立的時候,出了幾期《民主潮》,提出很多激進的言詞,要推翻共產黨政權。後來我們發覺這樣不可以,會讓支聯會作為一個團體,根本無法可以長遠運作下去...... 如果你呼籲推翻中共政權,呼籲暴力革命,我們手無寸鐵,無辦法可以做。」麥海華回憶,「我們後來我們收窄了,太激進的人離開了,穩健一些的工會、團體、民主派組織做(支聯會)骨幹。」

承受了六四鎮壓的衝擊,香港民主派的取態依然是抨擊中共、同情中國、爭取中國民主化。當時,西方多國湧現經濟制裁中國的計畫,民主派並不同意。90、91年間,美國計畫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李柱銘作為港同盟創會主席,前往美國遊說不要取消,要給中國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但同時要保障香港回歸後的經濟地位。

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規定97主權移交之後,美國在經濟待遇問題上,將香港和中國大陸區別對待。同一年,鄧小平南巡,重申高舉經濟改革的旗幟,並很快表明要加入WTO。伴隨著2001年成功入世,中國經濟此後實現了驚人的飛躍,制裁中國的聲音減弱衰退。

「制裁很難搞,怎麼說中國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不是北非小國,除非它本身不穩定,但之後鄧小平南巡之後,要入WTO,整個局勢不一樣了。」蔡耀昌回憶說,當中國說要和世界接軌,西方國家開始享受「世界工廠」的經濟利益,同時也幻想著透過全方位接觸的交流,「去改變中國」。

麥海華覺得,司徒華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司徒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他會認為問題由中國自己解決,外國有本身自己利益考慮,他們的利益未必一定和中國利益一致,他們做甚麼也不到我們干涉影響,」麥海華說,「我們應該在自己崗位上,實事求是,看如何爭取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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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0日,麥海華在六四紀念館。 (路透社)

Incremental Changes

回頭看,支聯會30多年來的工作,紮根香港,逐步推行。讚美者欣賞它的穩定如一,每年堅持在維園舉辦大型的六四燭光晚會,以至成為香港一種共同的政治儀式、集體回憶;不過,即使在民主派內部,批評者也不吝嗇指出該組織僵化老套,在堅守六四記憶之外,對於實現民主中國的目標,失去了現實的舉措和路徑。

最初數年,支聯會工作繁重。迫在眉睫的是救人。一方面,香港各派人物秘密發起「黃雀行動」,協助民運人士抵港,在港申請簽證後,再移居西方國家。除黃雀行動外,民運人士也透過自己方式逃到香港求助。

在港等待簽證的時間,短至數月,長達數年。「當時支聯會有一個人權基金,他們來了,讓他們在西貢等地方居住,隱姓埋名,我們接濟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去外國之前,會給他們一些生活津貼,但之後要靠他們獨立生活的了。」麥海華回憶。

牧師朱耀明當時參加了黃雀行動,他同時也作為支聯會常委,協助民運人士。朱耀明接受BBC等媒體訪問時表示,參與行動的有四支隊伍,前後總計400多個民運人士經香港抵達外國,其中約1/4經黃雀行動負責,另外人士為自己偷渡。

整理檔案也是一大重點。麥海華和夏其龍神父合力,出版了四本大書,分別整理了當時各大報紙的「頭版專輯」、「廣告專輯」、「文章摘錄」和各種評論——在沒有互聯網,沒有電子資料庫的年代,這四本合集為八九民運中的香港輿論留下了重要的歷史底稿。

「我們也發覺在香港出的單張不能讓大陸看到,那就要突破新聞封鎖,要將東西寄回去,」麥海華回憶,當時還沒有牢固的防火牆,中港之間靠信件傳遞資訊。香港市面有出售大陸的「地址簿」,義工們就把宣傳單張、新聞等排版、印刷,再用簡體字寫上地址簿上的地址,大量郵寄。不時有大陸市民回信問,能否定期寄資訊給他們。

「頭幾年,我們做很多活動,工可以不開,但不可以不搞活動。」黃志強記得,最繁忙的時候,支聯會每周末都派義工去公園辦八九民運的巡迴展覽,最終幾乎把全香港的公園都借用過。

悼念六四的大型活動,漸漸形成了固定的節奏。4月清明節時,給死難民運人士獻花,之後辦一系列講座,介紹大陸的公民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5月時眾人放風箏——當年北京學生正是在天安門廣場放風箏,以干擾軍方直升機的高空監視。到了六四紀念日當天,早上發起遊行,晚上則在維園辦大型燭光晚會。

「我們相信incremental changes(循序漸進的變革),逐步的改善,」麥海華說。年復一年,和平有序的燭光晚會,逐漸成為香港政治活動的典型代表,許多普通人第一次參加公民集會,第一次表達一種政治訴求,都是從維園晚會開始。

隨著本地政治圖景愈發成熟和多元,各種政治團體也常常在維園外擺街站進行宣傳和籌款,反對悼念六四的親政府團體也同場表達抗議——在悼念六四之外,六四晚會慢慢化作了港人每年政治情緒的風向標。

經歷了最初濃烈的情緒之後,燭光晚會的參加人數一度減少,每年僅僅數萬人參與。零三七一50萬市民上街反對23條立法之後,六四晚會見證了人數回潮的小高峰。不過,真正的高峰出現在2009年,支聯會統計當年15萬人來到維園,這也是警方數字最高的一年,12萬人出席集會。

當時適逢六四事件20周年,也是港人對中情緒出現逆轉的一年。「2008年汶川地震,是香港人對中國觀感的轉變開始,香港人捐款很多,但最後發現有豆腐渣工程、貪污,這件事令香港人對大陸之後有明顯轉變。」梁錦威說。再加上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後大量遊客赴港搶購奶粉、雙非孕婦增加等,根據民意調查,香港人的中國人身分認同在九七後逐年上升,至2009年首次降低。

早於大學期間,梁錦威就活躍於學生會,和支聯會合作,發起學生絕食,悼念六四。他生於1985年,中學時就約同學一起去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他總是說,對他和許多同齡人而言,悼念六四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未必有很複雜的情緒和愛國感受,而是(因為)香港人在八九六四的投入,又或者是當年北京學生爭取民主的訴求,覺得我們需要傳承下去,是一種對民主訴求的傳承。」梁錦威說。

2011年,梁當選為支聯會常委。隨後幾年,香港本土思潮湧現,罵支聯會的不再只是保皇黨,在非建制陣營內部,對支聯會的存在和綱領也出現了爭論。對於循序漸進的變革,人們越來越不耐煩了。

「釋放民運人士,平凡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是支聯會自成立之初就定下的工作綱領,此後在燭光晚會上,群眾在燭海中年復一年的高呼訴求。後來,人們開始思疑,口號喊了20多年,到底如何「結束一黨專政」,又能否「建設民主中國」?

雨傘運動的敗落以消極的方式回應了疑問。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並沒有博得北京的妥協,習近平的強人政治,以及中央對北京重申「全面管制權」等一系列動作,讓人們感覺不僅「民主中國」的目標遙不可及,就連香港自80年代被承諾的民主進程,也充滿困難險阻。

人們開始質疑,香港民主運動是不是應當放下六四包袱,更著眼本地。2015年,雨傘運動後的第一個燭光晚會,學聯首次表示不參加晚會,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表示,他們不滿的正是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這一綱領,他們指出每年一次喊喊口號,「只是聲援、不是建設」。

同樣是80後的鄒幸彤,也有相似的感受。長年一邊做支聯會義工,一邊在大陸全職從事勞工NGO工作的她,在2015年決定返回香港工作。與不少年輕人一樣,她同樣不滿當時支聯會的工作進展,不同的是,她選擇的是進入其中,嘗試變革。

「我的出發點是,中國一定要民主化,這對當地人來說是好的,而且中國不民主化,香港一定無運行。」鄒幸彤說。

「Mission太大,認識不夠」

與許多香港人一樣,鄒幸彤的政治啟蒙,始於六四。

她生於1985年。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她表示,小學開始母親年年都會帶她參加燭光晚會,在集會現場,她感受到「有人為理想獻出了生命」;後來她到劍橋大學攻讀地球科學,每逢六四紀念日,必留在房間看支聯會的晚會直播,一個人悼念。

在大學期間,她認識了流亡英國的八九民運人士,更深入理解六四,對政治、公民社會和人權議題的興趣也愈發濃郁。2010年,她中止博士進程,回到香港,開始幫支聯會做義工,不久後去大陸NGO「中國勞動透視」工作。

再次回港之前,鄒幸彤在大陸勞工維權領域工作了五年,更深入理解大陸肌理,和不同組織建立了聯繫。重新審視支聯會的工作,她發現機構在「支援愛國民主運動」方面,還可以做得更多。

例如,自2000年初互聯網出現之後,「反新聞封鎖部」的郵寄工作就沒有繼續了,面對越來越強大的防火牆,「起碼可以教大家如何用VPN」?又例如,儘管目標為建設民主中國,但時隔多年,機構和大陸相關組織聯繫並不密切,也不夠掌握公民社會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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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路透社)

她嘗試變革。2013年,她第一次嘗試參選支聯會常委,沒有被選上。她明白在一個歷史悠久的機構,推動一些改變不容易,另一方面,自創立之初,司徒華一向重視機構的反滲透工作,在人事上相對保守。直到2014年,她成功當選常委,翌年,她返港工作。當時,她已經在港完成法律學位,開始大律師實習。

對於支聯會,她想做的事很多。一方面,對於中國異見人士、政治犯的支援方面,加強不同聯繫,同時在香港引起更多人關心大陸政治情況;另一方面,在機構內部也推動退修,大家多討論支聯會的最終目標,是否第一位仍然是爭取建設民主中國,如何爭取。

「不容易,知識或行動上有很大的gap,早年有很多新聞的補充,後來就不太知道中國在發生甚麼事,信息的gap越來越大,」鄒幸彤說,六四事件過去快30年,無論是中國還是香港,現狀都發生了很大轉變,支聯會仍然堅守著意義重大的使命,但「Mission太大,認識不夠」。

「如果你30年不能回去大陸,你真的摸不到,可以幫的人在哪兒?」她感慨。

那數年,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和輿論環境都快速收緊,媒體審查越發嚴重,非政府組織不斷受到打壓,2016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通過,此後香港資金和外國資金愈發難以自主大陸機構。同時,威權管治快速蔓延到香港,香港本土情緒愈發濃烈,司徒華在上世紀80年代所期待的「和國內同胞有機會共同爭取一個民主的中國」的願望,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對中國認識)補課的速度怎麼都比不上整個資訊消息的速度。」鄒幸彤感覺,招募義工參與支援大陸的工作也非常困難,一方面因為危險,另一方面,港人也愈發不關心大陸情況。

到最後,她獨力承擔了相關的工作,走進了「一種單打獨鬥的地步」。到了2019年,一個人守住的陣地,也被傾覆。當年年初,她去大陸通關時被攔截,此後不能入境大陸。

不久,反修例運動洶湧爆發。大規模和平遊行遭受政府漠視之後,30年前邊緣的勇武和制裁手法獲得了社會的支持和同情,支持和平合法的「和理非」和支持暴力抗爭的勇武派達成一致,形成了「和勇不分」的局面;一些政治人物拋下了「同情中國」的包袱,以不同方式遊說西方國家制中共或香港官員,以博取更大籌碼,讓政府聽取民間訴求。

對此,中共的回應是更高壓和直接的政治清算。2020年6月30日,由中國全國人大制定的港區國安法沒有經過任何諮詢,直接納入《基本法》附近三在港實施。在以暴動罪、縱火罪等原有刑事罪名拘捕上萬名前線示威者之後,政權再以不同國安罪名,檢控不同光譜的民主派和承載最大反對聲音的媒體《蘋果日報》,70年代成立的教協、2002年成立的民陣,2019年運動中成立的612基金,紛紛在不同壓力下宣布解散。

香港公民社會,剩下的似乎只有支聯會了。

如果我們還能去嘗試申請舉辦這樣一個集會

2019年11月底,蔡耀昌獨自去了一趟北京。

八九民運之後,他加入民主黨,2004年開始當選支聯會常委,很長時間不能入境大陸。直到2016年,北京表示放開對香港民主派的入境限制,讓他們重新申請回鄉證。

「我心裡一直想找一個機會再去北京看看,」蔡耀昌說,他一個人去了天安門廣場悼念,又會見了一名「天安門母親」群體的成員。他感慨過去30年,世界經歷了很多轉變,一度,他看到中共「有一個過程是在想去改變一黨專政的」,到了今天,一切大退步。

「習近平這十年將所有事情返轉頭,」蔡耀昌說,支聯會一直抨擊「一黨專政」,2018年中聯辦時任主任王志民曾回應指,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中國不是一黨專政,是「多黨合作制」,「現在《憲法》第一條就直接插回去,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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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前秘書蔡耀昌(路透社)

民主愛國之路是否走到盡頭?如何推進中國以及香港的民主化,在2021年的此刻,成為懸浮高空的巨大問號,就連保存支聯會,也必須承受巨大的風險和壓力。

在一系列退守舉措之後,建制力量仍沒有停止追擊。8月20日,《大公》、《文匯》引述消息指支聯會或涉違《港區國安法》,警方正積極跟進調查,並將調查範圍擴大至其會員團體。之後消息一度傳出,支聯會常委已開會通過解散決定。24日,《南華早報》以肯定語氣報導支聯會已經決定解散。

不過,支聯會留任常委對此均不作回應。梁錦威僅僅表示,支聯會近日開會,因應政治時勢,討論組織的不同選項;副主席鄒幸彤則回應指,根據支聯會章程,是否解散需要留待會員大會決定,又指相關報導是一種「威嚇」。8月30日,《明報》再報導指,有會員向該報投訴,支聯會並未通知召開會員大會,質疑管理層是否拖延解散。同一日,《南華早報》報導,警方表明一個機構解散,不代表不會繼續被檢控。

「如果輕易解散,覺得愧對前人,愧對支記的招牌,」鄒幸彤說,她承認目前機構內部有兩種聲音,一種認為應該「解散救人」,以機構解散換取免於檢控,另一種認為「應該保存公民社會的力量,不覺得不停跪低就可以救人」。

鄒幸彤盡量撐住。警方向她個人發信,表示首次引用《港區國安法》43條實施細則附表5,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屬「外國代理人」,要求該會9月7日之前提交一系列資料,如果不交的話,最高罰款10萬及監禁半年,鄒表示,「我肯定會不交的,要吿就吿。」

目前,鄒幸彤已有兩案在身。2020年六四事件31周年,警方首次拒絕批准集會,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市民仍自發前往維園集會,隨後24名民主派人士以「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被捕,其中包括蔡耀昌、鄒幸彤、麥海華、梁錦威、李卓人、何俊仁等支聯會多人。目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已判刑在囚。到了2021年,警方再次拒絕批准集會,鄒幸彤以個人名義來到維園,警方之後以「涉嫌宣傳未經批准集結」拘捕她,之後取消保釋,鄒一度還押,至8月初重新獲得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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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7日,香港支聯會成員在警察總部前向媒體發表講話。 (路透社)

面對史無前例的高壓形勢,無論是機構抑或個人,都面對艱難的掙扎。作為支聯會常委,黃志強多年來分管組織部,每年負責籌備六四燭光晚會,對於維園的地形、面積和人流管理,他如數家珍。今年,他決定於六四當晚留守家中。

「他在發癲的時候你沒有理由行過去,等他發癲發完了,再算,」他說,六四當晚他一個人在家中點燃蠟燭,一整晚循環播放《民主會戰勝歸來》,他說自己沒有喊,以往20多年,「已經喊得太多了」。

他最不能忘記,1992年,自己第一次當選常委,參與籌備晚會。站在晚會大台上,看見維園人頭洶湧,人人手持蠟燭,氣氛肅穆,大台上喊舉起蠟燭,聲音由近到遠傳遍遼闊的維園,燭海也從近到遠波浪般升起。

「不到你控制的,眼淚就一直流。」黃志強說。

無論支聯會前路如何,眾人都明白,此情此景,以後難以重現。「到時候你申請地方,對不起啊,工聯會申請了搞足球比賽喔,book了整個六月初,到時候(維園)空蕩蕩的。」麥海華說。

今年,麥海華年屆70,黃志強和蔡耀昌50多,梁錦威和鄒幸彤30多歲。他們一致的想法是,不會離開香港,繼續留在這裡,做點事。蔡耀昌說,起碼爭取支聯會還在,或者「還有一些人在」,每年還可以去嘗試申請辦六四集會。

「無論最後來的是大浪中浪抑或小浪,我們都不會沒有損失,但不希望是完全lost,可能之後有另一啲方法做到過去的事,」蔡耀昌說,「無論如何都好,下年是不是支聯會去搞六四,或支聯會是否還在,但支聯會有一些人在,都有其他方式去做到部分的事。」

鄒幸彤說,她已經做好一定程度的坐牢準備。她說,近日,朋友們相約飲酒,大家問的都是「你可以接受坐幾耐?」

有人答:「10年。唐英傑都要坐9年,我們這些至少坐10年。」

「你會不會樂觀了少少?」朋友這樣回。


林卓曦投稿(RFA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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