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与离散班底台湾拍新戏 周冠威:我拍的就是香港电影

2024.08.16

记录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时代革命》在香港是禁片,连带导演周冠威亦被「取消」。《时代革命》2021年在康城影展全球首影之前,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3年下来,周冠威未有被捕或受到具体的威胁。他坚持留在香港,认为「直接面对恐惧才可以心灵平安」,周遭很多人却因为《国安法》和23条而噤若寒蝉,令周冠威在香港被「取消」。但他仍然努力寻找机会拍戏。以往合作的班底有很多人已移民他方,因为拍摄新电影,他们在台湾再聚。

「时代革命」过后,香港人移民、离散,许多人都已另有新生活。留下来的,面对《国安法》、23条例下的新香港,时刻要回避飘移的红线,怎能不步步为营?「我现在仍然在香港可以自由活动,为甚么其他人不可以? 」周冠威拥有自由比较特殊。讲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记录片《时代革命》2021年在康城影展作全球首影时,《国安法》的刀刃就随时会砍下来,「其实大家都有很、很痛苦的心理准备。但最后没有出现。」 

为免酿成外交风波,影展安排《时代革命》在最后才作特别放映,事前一点风声都不漏。主办方向周冠威表明,要待所有中国人都离开了,才可以突袭。电影按计划向世界投下一枚震撼弹。最高指示莫敢不从,由北京到港府,由外交部、中联办到土共红媒都统一口径,视《时代革命》、以至周冠威本人为佛地魔,绝口不提

我就不去想它(政权)在想甚么。我想到三个字『冷处理』之后,我就真的冷处理。它要怎样对待我、以后对我的处理有没有变化,通通不要想。想太多,恐惧会再次缠扰我。我要想的是我自己的创作。但是面对香港现实的环境,我是极度痛苦,极度愤怒、沮丧的。对香港电影业的前途,我都是非常忧虑、悲观。

《时代革命》之后,周冠威在香港差不多完全「被取消」,「没说到有被欺凌的感觉,但被拒绝、感觉到孤单、愤怒是有的。」 (陆南才摄)
《时代革命》之后,周冠威在香港差不多完全「被取消」,「没说到有被欺凌的感觉,但被拒绝、感觉到孤单、愤怒是有的。」 (陆南才摄)

被取消的人

《时代革命》首影时,周冠威没有亲赴康城;及后获2021年金马奬最佳记录片时,他也没有出席颁奬礼,就是为免出境之后不能再回香港,「我仍然身在香港,好多人都觉得很意外。」 至今他的「留港宣言」仍没有动摇:「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是值得、有意义,而我又很有信心,天上的父会看著我、 看著我家人的话,其实我可以活得自由。这个也是我身在香港最重要的信念。 我要心灵里面自由,我离开香港反而不自由。若我是因为恐惧而走,离开了我都会被恐惧钳制著。」「在香港直接面对这份恐惧,我才可以心灵平安。」 

三年来,周冠威继续一贯的生活方式:创作剧本、寻找资金、物色演员。在杜汶泽有份投资下,他完成了黑色喜剧《一人婚礼》,而且顺利公映,虽然票房遭滑铁卢,在香港仅收500多万。而开戏的过程一如既往的西西佛斯——很多应承了会投资、会参与的,往往在最后关头退出,然后一切又推倒从来:

我经常觉得答应了、会取消的感觉是很不安的。 现在有人找我,我是这样:我就看你会不会取消,哈哈。

许多电影放映会、讲座被取消,是源于一通电话:「很多时宣传完、卖完票 但就是收到政府的电话,跟主办方讲:取消啦。『你能不能够肯定周冠威在这个场地的言论并不违反《国安法》?』戏院又好,其他场地又好,听到政府的威迫立刻退出。」还有他过去十几年赖以维生的教职,「现在没有大学和电影学院找我长期教书了,短暂教一、两堂都很少。《时代革命》之后全部都cut了。」「拍电影会有多少钱?大家都知道香港电影市场多艰难,导演费不会很多,我拍的又不是大制作。」

今年5月底,MCL戏院原本乘著《九龙城寨之围城》大收、刘俊谦爆红,而重映他的旧作《幻爱》。宣传时已刻意没提及导演周冠威的名字。戏票沽清,公映前还是被取消,「大家都猜到是因为我这个名字,对我都是一个打击。 它没有拘捕我,我还是无罪之身,但是它困扰著我的前途。」「 我之前跟投资者说《一人婚礼》都上映到,我的新片都有机会的。」「 但最新的例子已经不是《一人婚礼》可以上映,是《幻爱》重映被取消。我的新片可以不可以在香港的戏院面世?」 

周冠威在台湾期间出席了《幻爱》的重映,观众有不少是香港人,特地再看一次。(陆南才摄)
周冠威在台湾期间出席了《幻爱》的重映,观众有不少是香港人,特地再看一次。(陆南才摄)

《自焚者》里的自焚者

周冠威的新电影《Deadline》(暂名) 能否在香港公映是后话,能顺利开拍已经是个奇迹。这个关于学童自杀的故事,早在2017年已成形。曾有老板承诺投资,但碍于周冠威的前作《十年——自焚者》当时已是烫手山芋,投资者想隐藏身份,迟迟未有动笔签约。周冠威需要自资筹备,对方一直说「OK的,没问题」。但一年后还是拉倒,周冠威跌入阿鼻地狱:「当时的经济是很大的压力,我人生第一次借钱维生。」「 或许投资者就是这样,见你找不到明星,找不到他觉得信任的演员,最后turn down。当然我很生气,你违背承诺。」 

《十年》在2014年初拍摄,2015年上映时正值后雨伞时代。当时还有人觉得拍摄手法太稚嫩、或质疑周冠威「叫人冲」,但自己躲在镜头后,「我成日都讲《自焚者》 好像是我电影事业的自焚行为。」拍完《十年——自焚者》 有段时间找不投资者开拍新戏,他试过找其他不同监制帮忙,「 一个前辈给我建议,我直头呆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建议。他说 ,你可以写悔过书。写完之后,我跟中联办有计倾,可以递给中联办,再递上北京。哗, 香港去到这种程度。」他一口拒绝了,「 我不觉得拍《十年——自焚者》 是个错误, 一个罪行。」

幸运地,后来有《幻爱》的出现。但开拍前一个月,原定的男主角、一位当时刚崭露头角的演员忽然辞演,「 因为他的大老板知道演员要跟我合作。但也庆幸找到刘俊谦,更好啦。」刘俊谦如今已成功走出鲤鱼门,周冠威仍有机会跟他拍电影吗?他深深叹了一口气。

我说任何话都要很审慎。让演员,和我合作过的演员,让他飞,让他自由去接其他电影,让他成名,让他受欢迎。

周冠威在戏院与观众对谈也成了奢侈,香港人以不同形式在海外「如常生活」。(陆南才摄)
周冠威在戏院与观众对谈也成了奢侈,香港人以不同形式在海外「如常生活」。(陆南才摄)

今天世上所有地方

自焚是自焚者的墓志铭,同时也是某种通行证。因为《十年》,才有《时代革命》;《时代革命》也造就了《一人婚礼》和《Deadline》。大老板的水喉本来就不曾存在,但周冠威的支持者能集腋成裘,「越来越艰难的, 如果(打压)是一个curve的话,绝对是直线继续上升。」「《一人婚礼》 有一场戏要借一个 location,是一间教堂。当时都没说导演叫周冠威。教堂方面就跟制片说:你拍甚么戏?《一人婚礼》而已。」对方要求他写一份声明书,保证拍摄出来的电影内容上不会违反《国安法》,「你有乜嘢咁巴闭(有甚么了不起)? 需要这么恐惧吗?」

《幻爱》中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学校等场景,也不可能在周冠威的电影中再现。《Deadline》要去台湾拍摄,因为他根本不找到一间学校借出拍摄场地。开拍前最后一刻,他仍担心会「被取消」,「我怕不能出境,哈哈。」

但当我一坐飞机,呼——降落的那一刻,就不能回头。我知道这部电影会成就。我已经撇除被取消的感觉,可以专注拍摄这部电影。这个我在香港是做不到的。

我拍的就是香港电影

片场中的工作人员大部份是台湾人,周冠威的国语很烂,「好感动,他们的广东话进步了好多。」有次他想演员再伤感一点,「香港的同事替我翻译: 你可不可以『香港』一些。」台湾演员傻眼,全场爆笑,「香港确实是好伤感。」 

周冠威的夥伴这两、三年各自四散。摄影师、编剧、监制、剪接,分别移民去了加拿大、英国和台湾,也因为这部电影再聚,「因为科技,我们谈剧本可以视像,拍摄在台湾,大家可以飞回来。」「香港人是很灵活的,在不同的地方找出路,继续生存。」「我自己也是。我都是找出路的。」  

港产片从来都不限于「香港」。8、90年代香港影业大盛,华裔脸孔的美女从台湾、星马、中国、英美澳加来东方荷里活寻星梦。楚原拍《七十二家房客》,也拍国语片、黄梅调。但周冠威这几年常被问到「何谓香港电影」:

我好想不需要去定义香港电影。或者很想定义的原因就是,有很强烈的意识,香港人需要身份认同。无论是离散在外地,或者在本地的香港人,都有身份认同的渴求。本身正常不过的事,要重新定义,渴求定义,背后的心是好悲哀的。 我不理会其他人怎定义。我希望我拍的电影,就是香港电影。 无论我去到哪一个地方,拍的是甚么语言,都是香港电影。

周冠威惯常合作的班底有很多人已移民外地,包括摄影师司徒一雷(左)。他们因为拍摄新电影在台湾再聚。  (陆南才摄)
周冠威惯常合作的班底有很多人已移民外地,包括摄影师司徒一雷(左)。他们因为拍摄新电影在台湾再聚。 (陆南才摄)

每个政治犯都是一座座狮子山

在台湾逗留两个多月,周冠威已有二十多年没离开香港这么久。近年他也试过外游,只是每次回港都会莫名紧张,怕被拒诸门外,「很安慰,我回来了,可以继续在香港生活,继续在香港做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人很担心,劝我不要回来。所以那个报平安真的是报平安。平安两个字,是很重的。」

这次来台,周冠威出席了一些电影放映会,与观众交流,包括香港不能再有的《幻爱》,「我很感慨,也很激动的其实。上次《一人婚礼》的影后谈就是和王宗尧一起,他是其中一位演员。但是他现在身在狱中,我想起他。」王宗尧因为2019年7.1立法会冲突,暴动罪成,今年3月被判囚74个月,「要等很久,才可以再次跟王宗尧先生一起在戏院分享。」「在监狱里面的每一个政治犯,对我来说都是每一座的狮子山。 他们在发光,他们承受苦难的背后,都是一种人性的光辉。」  

编辑:陆南才 网编:程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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