趟臥在床上休息的電池廠前工程師王鳳平接受本台記者訪問，陳述自己由中毒至無理被解僱時，縱只有四十八歲的她，卻顯得氣弱軟絲，不過，說至過去發生的點滴，不憤之情仍不能掩飾。
王鳳平：我這幾年，我上訪也好，到信訪局也好，什麼也沒辦過，我覺得去就是浪費時間及路費，沒有任何結果。上訪已走了两年多，一直在找政府的相關部門包括惠州市政府副市長也去過，什麼也說過，但是，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事做到。政府只會幫廠方，不會幫工人，我感覺它沒有幫助過工人，若有媒體報道，就會叫見個面。我的問題就什麼也做不了，包括這次被辭退，說我煽動工人堵路，我沒有做過。我感覺廠方非常厚顏無耻，一個黑心的老闆，跟他討什麼說法都討不了，去遞信，人家就沒有人來接信。
二零零四年中，一直在惠州市電池廠工作了近十年的工程師王鳳平感到不妙，廠內工人陸續患病，他們不是疲憊不堪，就是出現腰包、骨痛甚至脫髮，可是，發病原因一直無人知曉，迄至一名工友巧合地在一名醫生的檢驗下，發現他中毒，體內藏有大量鎘。廠內工友，迅即要求廠方安排身體檢查，更以隨時甩掉飯碗的罷工方式促使資方立即安排工友進行身體檢查。
驗身後，王鳳平的心情直插谷低，因為驗身報告證明她中了鎘這類可透過空氣及皮膚滲進體內的有毒粉塵物質。不過，她並不孤單，因為跟她一樣中毒的工友很多。一個月後，資方再安排所有工友進行檢身，報告結果顯示，原本證實中毒的工友，有百分之九十沒有問題，報告指他們健康「正常」。
王鳳平深信，報告虛假，因為她曾到香港註冊的化驗所進行身體檢查，化驗報告同樣證實她中了毒。然而，負責檢驗是否患有職業病的診療院卻在一個月之間作出徹頭徹尾不同的化驗結果，她相信背後有一個原因。
我相信，我剛開始相信政府、醫院或廠方，但是，後來看著自己的病情反反覆覆，我跑了很多醫院看病包括香港，我現在相信廠方跟醫院有勾結。
根據中國《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職業病是指勞動者在職業活動中，因接觸粉塵等有毒、有害物質而引起的疾病。用人單位應當設置或指定職業衛生管理機構或組織，配備職業衛生專業人員，並為勞動者提供個人使用的職業病防護用品。用人單位必須依法參加工傷社會保險。換句話說，用人單位須向勞方作出賠償。
可惜，資方一直拒予賠償，王鳳平就一直沒有放棄。可是，都是失望而回。突然間更被指煽動罷工及在廠內為受傷工人籌醫藥費而被辭退，王鳳平更忿忿不平。二月初，專程到香港資方的總部門外抗議，可惜，資方只派一名職員到門外接她的抗議信，不肯跟她見面。
我都不知怎麼過年，說到此感到很傷心。他們把我炒了，人家都開開心心的過年，我都不知那什麼過年，因為沒有工作又沒健康，什麼也沒有，今年這春節都不知怎麼過。但還是要過。
同王鳳平差不多同一遭遇的是九十年代初便離開農家到深圳起樓的鍾先生，十年間每天努力地工作，為的只望鄉間的妻兒及父母能有一點好日子，孰料，目睹同鄉一個接一個出現不同程度的咳嗽、胸悶、呼吸困難等症狀。他心知不妙，可是，仍每天拿着重型爆破機，在沒有防護罩下他繼續工作，直至同鄉檢驗身體後獲知患有肺塵病後，他跟其餘百多名工友同樣憂心重重。
可惜，他們要驗身遇上困難，因為他們未能乎合國家的規定，出示勞動合同前赴國家規定的醫院驗身。
我們做這行十多年，從來沒有說簽合同，也沒有人過問這事情，因為我們做完工作後，老闆就立即發工資，我們就走，雙方沒有什麼文字訂定的。
中國《勞動合同法》於二零零八年訂立，訂定用人單位必須與勞方簽訂合同，證明受僱身份，以便可據二零零二年實施的《職業病防治法》中規定的職業病接受
檢驗及向資方追究責任賠償。可惜，離開別井的農民工，即使在市區工作經年，對自身保障的法律，卻一曉不通。
由於牽涉的百多名工人均出現肺塵病癥症兼向深圳市政府多個部門求助，終於，獲得有關部門協助確立受僱身份，然後進行身體檢驗。鍾先生終可證明自己受僱身份，但是，他說仍有四十一名工友仍未能確認受僱身份，不能到國家規定的醫院進行職業病的身體檢驗。
鍾先生指，他雖然已檢身了，且證明患有肺塵病二期，但是，他仍未獲資方分毫賠償，只有三十八歲的他，面對喪失工作能力，心有不甘，且焦慮不已。
我的父母也很焦急因為我不能再賺錢，他們不知以後怎辦，小孩又年稚，大的７歲，小的４歲，他們不知以後的路怎麼走，怎麼生活，因為我就是家裏的天，唯一賺錢的，我一下子做不了，整個家就會蹋下。
經濟上很困難，小孩讀書，我治病都要錢，對生活感到很渺茫，我們只不過是農村人沒有什麼經濟來源，但是，失去勞動能力，以後的路一片黑暗。
他說，一直被病魔纏身的噩耗滋擾，但是，新春時節回鄉目睹一對年稚的孩子，滿心感到歡愉，他清楚現階段一定要抱持樂觀的態度務實地過每一天，緊握時間為家庭上上下下安排一切。
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及《搜狐網》透過網絡向1157人進行一項調查顯示，當中有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身體受到各種程度的職業病困擾，當中更有逾三成人表示經常受到病患困擾。調查又顯示，很多用人單位對職業病出現的意識薄弱甚至缺乏知識，而最容易受職業病困擾的族群，第一位是農民工，但是，白領一族的僱員也佔逾五成。
大學生關注無良企業行動項目幹事陳小姐表示，農民工對職業安全保障的意識確是不高，但是，倘若在廣東省一帶的打工一族，情況會相對較好，因為有不少的援助勞工的團體協助他們。按她所知，廣東省以外的地方，勞方的情況絶不理想。姑勿論如何，她認為資方的責任不可推卸。
廠方完全沒有向僱員解釋他們的工作崗位有什麼職業危害，所以，工人可能好信任自己的僱主，他們可能不會想過自己從事的工種會有任何危險，這就一定是僱主的責任。
勞工是缺乏這方面知識，但不代表要把責任推在工人身上，因為解釋勞動法或關於職業安全法例的知識，僱主是有責任的。所以，你要一個農民工自行評估工作的危險程度，並不公道。
她承認，也有僱主向僱員提供安全措施，可是，極其有限，勞方很多時因工時長兼工作環境通風設備差，因致即使僱主向僱員提供口罩，僱員亦難於使用。然而，資方有責任之餘，她亦認為政府相關部門也責無旁貸，因為它們監管的不力導致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王鳳平指，她們在廠內工作到後期方獲資方提供防護用品，不過，即使發給他們使用的口罩，也只不過是一層紙單薄不堪的口罩，根本無可能隔開充斥在空氣中的有毒物質透過呼吸吸進體內。至於，廠內設有的監督安全主任，亦因為受僱於廠方，根本亦難於完全履行自己的責務，故唯一可依靠的就是政府相關部門監督巡查，可是，王鳳平得到的經驗卻是異常的差，她向一名衛生署的法政科官員投訴後，卻碰得一鼻子灰。
「呀，你來投訴我就去監督，一天有那麼多工廠，你投訴我就去？我投訴甚至拿著法律條文給他看，但是，他都不理。以前，沒人投訴，他也不理，投訴後，他更加不理。所以，衛生行政部門，完全不管這些事。」
政府執法不嚴，已成佳話，從事勞工權益的團體無一不知，不過，香港立法會兼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謂，政府的怠惰往往成為資方不肩負自己責任的一個好藉口。他更以自己曾呼籲在國內設廠俱品牌的僱主，向僱員提供勞工培訓的訴求而獲得的回應為例。
香港的老闆跟我們說，若他們在國內遵守當地的法例那是沒辦法可以做去下，全區的工廠都無人遵守法例。曾有些品牌公司著我們跟他們的工人做培訓，我們就遭遇這些回應。
李卓人的經驗跟正在國內提供勞資服務的非牟利團體幹事陳小姐的經驗，無大別異。她指，即使俱品牌的公司願意提供，也可能礙於嚴重違規方被迫修補，可惜，這些培訓也只不過是一次過，並非長遠計劃，資方更不會容許他們重返廠方檢測或與工人接觸。不過，若屬艇仔的小型工廠的狀況，她坦言，更是不堪。
她指，中國現時的打工一族大部份都已俱有初中或工專的學歷，但是，廠內甚至工專提供的課程，對職業安全的知識並不足夠。資方又拒絶勞工團體進入廠內提供培訓服務，故她認為政府可以多做一點宣傳教育，讓普羅市民意識職業安全問題。她記得，數年前坐火車由深圳到廣州時，衛生署在火車上有十分鐘的職業安全的宣傳廣播，這令她感到欣喜因為她在中國境內從事多年勞工服務，是首次聽到官方有免費宣傳教育。
她謂，現時在中國境內提供勞工服務的非牟利組織，行動一定要低調，因為廠方會找她們報復，她服務的機構便曾因在工廠外的地方向工人提供勞工培訓，因而惹來廠方上門恐嚇；不過，她們遇到的困難不僅限於資方，原來政府亦會加入隊伍，向她們施壓，以組織是公司身份註冊而予以勺難，因此，她在接受本台訪問時，為免被相關的人士透過聲音推斷到她們的身份及怕影響往後在中國境內的服務，故只能提供相關資訊。
職工盟的李卓人表示，由於現時中國境內不許有獨立的勞工團體提供援助，故正在提供服務的團體都是較低調，不過，這不代表政府相關部門會放他們一馬，他也聽聞有相關部門會以他們的註冊身份或會計紀錄等原因加以阻撓。
他認為，面對勞資關係日漸緊張，雙方的矛盾日深時，這樣對社會的穩定會有影響。他更直接指，現時中國境內只有官方控制的全國勞聯解決勞資紏紛，根本解決不了，故獨立的工會存在，當下有其急切性。
有獨立工會相反可對社會穩定有促進的關係，因為工人不會因為沒有獨立工會所有運動如工潮、罷工就消失了，相反，可能會出現很多貓式罷工，工人可能會用更激烈的方式以達致當地政府的注意，所以，當有行動就已去到激烈的狀況。
要令這些激烈的行動消解，你可目睹現時官方的組織工會未能做到。所以，是否開放了獨立工會就可以使工人覺得自己有代表性，透過談判消解矛盾，我相信這樣更積極更可令國內的勞資關係更穩定。
他更認為，要真正排解勞資紏紛，不是冀望或要求企業有社會責任或良心，而是須要培訓工人，讓他們在工作單位內進行監察，並非單靠第三者，再於廠內設立談判機制，這樣遂可達致雙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