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銘山是一名普通工人,也是一名作家。1989年6.4鎮壓之後,他激於義憤,寫下一份《告臨朐人民書》,抗議中共的暴行,因此獲罪,被判刑2年。26年來,他一邊為生計奔波掙扎,一邊繼續用筆,,針砭權貴,解剖中國。(羅伯特/維靈報道)
張銘山生於1963年10月29日,原系山東臨朐縣水泥廠職工。因張貼控訴6.4屠殺的小字報被捕,時年剛26歲。
據悉,當時雖不少人同情學生,但亦有人做出了卑劣的選擇。張銘山被納入當局的視線,公路局一名姓張的職工,揭下了他寫的小字報去公安局舉報邀功。1989年12月19日,張銘山從廠裡被帶走,直接關進看守所。
根據山東濰坊市檢察院一份編號為1990年第三號刑事起訴書的記載顯示,1990年1月25日被起訴。濰坊市檢察院起訴張銘山的理由是, 張銘山多次偷聽"美國之音"的廣播,於89年6月6日晚在臨朐縣水泥廠化驗室值班時,書寫反革命小字報《告臨朐縣人民書》三份,內容極其反動,惡毒攻擊北京和中央領導人。將其中的一份貼在臨朐縣二建公司門前東側的柳樹上,多人圍觀,影響極壞,企圖煽動群眾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
1990年3月15日,山東濰坊市中級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張銘山有期徒刑兩年。
26年後,張銘山向本台記者談及這個過程。1989年6月6日,他在書寫了小字報並張貼之後,當局立即在全縣範圍內抓作者。時任水泥廠黨總支辦公室主任張建業根據影印件就認出了是他的筆跡,然後找到了他,私下提醒他趕緊應對。隨後,他的岳父找到了一個在公安局當副局長的熟人,向政治保衛科報案,最後算了一個自首。事後,向他通風報信的張建業被追究責任,多次檢討才得以過關。
他說:查筆跡,查到我單位的時候,我 岳父,找到公安局他的一個熟人,當時在公安局干副局長。這個副局長,帶著我的岳父,去報的案。一直等我投案自首,我一直不去,他們就到的水泥廠,去找我。以後呢,勉強算的一個投案自首。如果早的話,判刑還要多。法院給我說過,同樣的情況是判了8年。等我判刑的時候,局勢已經好轉了,他把我呢,提到第一款,第一款最多是5年,還有卡了一個投案自首的情節,這樣我才判兩年。
張銘山表示,從自己入獄開始,對家庭,特別是對孩子的傷害,讓他至今難以釋懷。這也是很多六四被捕良心犯共同的遭遇。他們幾乎是付出了一代人的代價,很多人的孩子也因此被耽誤。
他說:當時的時候是已經有小孩了,當時小孩一歲,我這個剛進看守所的時候,他就是叫爸爸。我聽這個家裡人說吧,電視上有一個播音員呢,長得有些類似,播音員一出來後呢,他就喊爸爸。以後在監獄的時候呢,家屬也領著他見過兩次。應當對他是有影響的。
和許多被判重刑的政治犯相比,張銘山還屬於相對幸運的。但即便是這2年的監獄生活,也讓他對中國的獄政對人權的粗暴踐踏有了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在出獄後的日子裡,他寫下了大量的文章,用冷峻的筆觸,記錄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思考。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寫下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中共1983年的嚴打,對生命的粗暴剝奪的案例,生命在殘暴的專制獨裁制度下,是那麼的微不足道。還記錄因為偷羊被抓的貧困山區的兩兄弟,窮得買不起襪子。哥哥出獄時,留下難友送的襪子和絨褲給弟弟,自己零下10多度的嚴寒中,僅穿著棉襖和單褲,赤腳穿膠鞋走回80多公裡的山區老家。
在失去自由期間,張銘山還挨過武警的打。一次,他僅僅以為活動身體,就被一名武警打。他觀察到,那些20歲左右的武警把毒打犯人當成愛好,在體制的縱容下,這些家境貧寒的孩子變得如此暴虐。
他介紹,從這些或殘暴或愚昧的武警身上就能看到戒嚴部隊的影子。6.4"大屠殺時,有些士兵追殺老百姓一直到胡同裡。他們除了想用無辜百姓的生命換取自己的好處外,殘忍和愚 昧的本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991年12月,張銘山出獄時,早已經被單位開除。從此,他開始了長達26年艱難求生的日子。出獄後的張銘山擺過地攤,干過建築工,從2001年開始,還開過3年小飯店。但後來,小飯店也因為拆遷而被迫關閉。
即便是在如此困難的處境中,他依然繼續寫作,並在海內外網絡上無償發布,給更多的人以啟蒙和警醒。如今,在介紹自己最近的生活時,他顯得很平靜。
他說:四處漂泊吧。大部分時間在建築工地干安裝電工。現在,我在我家承包了2畝地,現在種了櫻桃,收入也是不穩定,就是好的時候呢還可以,成本也是比較高,維持生計,沒有問題。
這種艱辛的奔波,對孩子造成了影響。沒有安定的環境,孩子在初中期間就受到了影響,學業難以繼續。後來職中未畢業就輟學了。現在,孩子雖然已經結婚,但依然面臨就業的壓力。
在問到自己如何回顧所做的一切時,張銘山認為,盡管自己和很多六四難友們幾乎是付出了一代人的代價,很多人也因為入獄和家庭被活活拆散而犧牲掉了孩子的前途,代價不可謂不大。但很少有人後悔。
他說:我覺得哈,這是一個責任。
最近,這些山東的六四難友們正在關注那些在六四事件中被波及的孩子們。當時,他們中很多人才剛剛出生。即便如此,他們的生活也因此被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