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廖先生,當年是一位青年知識分子,他參加了知識界的游行抗議,以及支持學生在廣東省政府大門外的集會與絕食。在25年前的大規模人民運動中,他只是一個普通參與者。又因為廣東開放得比較早,看起來比較開明,連政府中的人士私下都對學運表示同情和對中央不滿。但是,廖先生從軍區大院的朋友口中得知,在六四鎮壓之後,廣州軍區已秘密調動部隊進入廣州四郊,這是直接來自中央軍委的命令,不受地方政府的態度所左右。
廖先生的妹妹當時是北京郵電大學在讀學生,學運高潮時她在外地實習,六月三日回到北京,正准備次日到天安門廣場,結果當晚就見到同學紛紛逃回學校宿舍,原來每個人的生死存亡系於呼吸之間,這時六四屠殺發生了。這是生命記憶中最痛的一頁。六四凌晨零時槍炮聲大作,人民守護天安門廣場的血肉長城頃刻被坦克衝缺,長街死傷枕藉,紅十字會救護車已被凶猛突進的多路軍隊所阻斷。市民用平板車和擔架絡繹運送中彈者,鋪成一條血路……
廖先生的妹妹2年前曾接受過粵語部專訪,她說一輩子沒有感受這種撕心裂肺的疼痛,學校裡同學與老師哭聲一片。她說頃刻之間就陷於幻滅和崩潰,從此理想主義離這代人而去,她畢業工作兩年後就出國了。
六四之後,人民的集體記憶已被黨意志的強力洗滌所漂白,後六四獨尊民族主義。匍匐於強權之下奴民,非但思想行為受到管束,連知情權和記憶權都要"收歸國有"。他們惟靠"愛國",方能感覺不到自己被專制奴役的屈辱卑微。六四鎮壓令專制主義臻達極致,不但強迫自己的臣民作"選擇性記憶"和"選擇性遺忘",而且還要用它的標准模具來重鑄民族的集體記憶。
廖先生在六四後到香港工作,六四之夜令他真切知道什麼才是愛國和愛中國人。那一刻,他為自己的國家心碎,為愛自己的同胞而和他們一起感受到痛苦。歲月如流,中國人二十年前的壯烈和悲情,都被封閉到巨大的歷史血痂裡。25年後六四記憶好像離他已相當遙遠,但每逢這個日子,他心依然痛楚難已。這種疼痛讓他記住,這是民族命運的悲歌。他在香港每年參加維園燭光紀念集會,他每年都為香港人的堅持而感動,那片燭光的海洋照亮民族的共同記憶,這是一個傳頌千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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