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最后的北京(1-5)

......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像――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著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著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
201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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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1990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


一、

枪声仍在响。远或近。

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

“----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

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著“一――二――三――四!”的操令和吼著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

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著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

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

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

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著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像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

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

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著墙根瑟缩蠕动著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

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

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像。路面残留著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著,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

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

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

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渠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

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著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

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著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

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像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营。

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著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著一场兵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

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

预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

这是警讯。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

我一夜无眠。

三、

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

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像坟场一样死寂。

那些为著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

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像冰川徐缓而沉重的移动,像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

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像――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著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著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

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像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噪纯属子虚乌有。

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

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像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著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著炽烈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

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

姑勿论会种植下天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

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

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始。

四、

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像。

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

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作声。

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著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著这帮官兵打探情况。

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

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

“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

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靦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

“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

“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敦厚。

“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

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

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

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著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

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像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像的“上级”,谁也不需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

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

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

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

下午,刘心武来电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

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即,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

“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吧。”刘心武挂断电话。

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成我们那份惶惑的想像。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著。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著说著,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等悲凉!

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著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婚十年,总像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了的宫闱剧。

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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