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男學生呂世瑜承認違反《港區國安法》下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惟區院法官界定案件「情節嚴重」，設5年最低刑期，令呂失去認罪的三分一減刑，由3年8個月改判囚5年。呂不服判刑提出上訴，早前已被上訴庭駁回，他之後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獲批，終院本周三（9日）開庭審理。法官聽畢雙方陳詞後押後裁決，擇日頒布判詞。
上訴方向終院提兩項爭議問題
案件上訴人為呂世瑜，由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大律師陳偉彥、梁麗幗及管致行代表，律政司一方則由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及高級檢控官吳加悅作代表，5名參與審理的終審法院法官，分別為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以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而早前已有傳媒報道，是次聆訊並沒有安排任何海外非常任法官參與審訊。
上訴方向終院就兩項爭議問題陳詞，包括法庭應如何恰當地詮釋《港區國安法》第21條中，就有關罪行屬「情節嚴重」者的判刑條文，當中涉及「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尤其「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是否屬強制性；以及法庭應如何詮釋《港區國安法》第33條的第1段，特別是當中列明的3項條件，是否已「盡列無遺」，抑或條文容許基於其他求情理由而作出減刑。
辯方：按律政司解讀 可造成過重判刑
代表呂世瑜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陳詞時，舉出假設例子，指如有兩名被告共同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如一人選擇認罪、有悔意、有參與義工服務，而另一人則毫無悔意，更被指必然會重犯，而按律政司一方的解讀，兩人便會被判處相同刑期，彭認為將會造成過重判刑，故如此解讀必然是錯誤，如法官希望在判刑中反映求情因素，就會被置於艱難處境。
彭續指，所有一般求情因素，理應適用並反映在判刑中，否則會造成極度荒謬及不公的情況，強調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動機，不可能是造成不公及過重判刑，也不可能要為法官判刑增添困難，故認為律政司的解讀必然是錯誤。
而針對《國安法》第21條中提及「情節嚴重」條文，當中列明「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句，彭認為並不具任何強制性，只屬量刑的「光譜」（continuum），故法庭可判處低於5年刑期。
法庭判刑時不應排除普通法制下的求情因素
不過，常任法官林文瀚就質疑，既然如此，為何《國安法》第21條條文需劃分出「情節嚴重」及「情節較輕」兩個層級？彭回應，指層級只供公眾認知法律，非判刑的限制，否則會造成極端二分（extreme dichotomy），導致嚴重不一致的判刑；又認為條文對刑期沒有明確界線，故就認罪扣減三分一刑期後，法庭判以低於5年刑期並沒有任何錯誤。彭又在首席法官張舉能追問下同意，「10年以下」亦非判刑上限。
至於第二項爭議問題，彭耀鴻認為《港區國安法》第33條列出的3項減刑條件並非「盡列無遺」，法庭在判刑時，不應排除長久以來普通法制下訂立的求情因素，當中包括盡早認罪及個人背景等。
律政司強調國安法的首要目的
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回應時，就引述高等法院上訴庭判詞，指《港區國安法》立法的首要目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等罪行，因此在《國安法》的框架下，並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適用，而「可容許的求情因素必須無損首要目的」。
首席法官張舉能就提出，判刑時考慮求情因素與否屬比重問題，關注上訴庭指「並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適用」的說法是否過於極端；常任法官李義亦關注，上訴庭只提及判刑阻嚇及懲罰的要素，但沒有提及「更生」。
周天行回應時表示，《國安法》第33條指出，法庭減刑（免除處罰）時只可考慮條文中的3種情況，而判處較短刑期（從輕處罰）時，則可考慮普通法下所有一般適用的求情因素。
控方：如罪行刑期不設上下限 會令判刑失去確定性
翻查《國安法》第33條第1段，列明如符合3種情況，可被「從輕處罰」或「減輕處罰」，犯罪較輕則可「免除處罰」，當中包括：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以及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
周天行指，若《國安法》第21條的兩個層級不具強制性，劃分便會變得毫無意義，強調如《國安法》罪行刑期不設上限和下限，便會令判刑失去確定性，被告會無法預期自己所要面對的最高刑罰。
彭之後簡短回應，指即使法庭考慮所有求情因素，同樣可判處有效、具懲罰性的判刑，故與《國安法》立法的首要目的，即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等罪行並沒有衝突。5名法官聽畢雙方陳詞後，決定押後公布裁決及擇日頒布判詞。
案件編號：FAMC7/2023
記者：吳婷康 責編：李世民 網編：李榮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