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勇撤文中共仍不罷休 「小粉紅」出動稱其「通敵賣國」


2020.03.19
hk-retract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圖)與學生發表有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文章,對於有言論稱病毒源自美國,文章指狠批是「自欺欺人」,惹來「小粉紅」稱其「通敵賣國」。(路透社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及他的徒弟,發表有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文章,對於有言論稱病毒源自美國,文章指狠批是「自欺欺人」,又批評中國人食野味的陋習,二人在發表文章同一天深夜突然撤回文章並致歉。袁國勇接受大陸媒體訪問作出回應,報道引述他稱「或許沒有人比他更愛國」。但大陸官媒和網民仍然在猛烈批評他,甚至形容他是「通敵賣國」。有學者認為,香港已經失去學術自由。(劉少風 報道)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與名譽助理教授龍振邦周三(18日)於《明報》聯合發表文章《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期間對於有言論聲稱新冠肺炎病毒源自美國,文章指是「自欺欺人」,有關說法「毫無實證」,又稱新型冠狀病毒大部份由野生動物傳入,直斥病毒「乃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但周三晚上二人撤回文章,並對引起的任何誤會表示歉意。

袁國勇周三接受深圳衛視訪問,提到內地要承認在應對疫情上,開頭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不要迴避現實,又說自己作為一個科學家,最重要是先面對真相,這也會令國家興盛,做得更好。他認為國家要有謙卑的態度面對自己的「短板」(弱項),報道又引述袁國勇說,「或許沒有人比他更愛國」。

他重提文章中,中國人食野味的習慣,但就一改措詞,僅稱「野生動物和菜市場的衛生、以及檢疫、甚至整個的制度仍然尚未完善」,同時又讚揚中國在短時間內找到病毒、進行臨床測試,以及在實驗室找到的藥物是否有用,反映出中國科研實力很強,所以對中國能成功防疫,以及能有效減低疫症引發的傷亡非常有信心。

但就算袁國勇撤回文章,大陸官媒和網民仍然在猛烈批評他,在新浪微博搜尋「袁國勇」三個字,幾乎是一面倒的批評,形容他是「漢奸」、「黃屍曱由」,甚至是「通敵賣國」。《大公報》亦發表評論,狠批文章「暴露了龍振邦這名為求出位而不擇手段的黃絲真面目,同時也讓人看到試圖左右逢源的所謂權威學者的真正水平」。

事件引起外界質疑袁國勇是受到大陸打壓。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周四(19日)接受本台訪問,他指袁國勇及龍振邦的文章是講真話,但用詞較為敏感,因此引起大陸的不滿,作者必然會受到壓力。他又認為,近年學術界人士表現謹慎,盡量明哲保身,尤其是當涉及大陸議題時,院校都會非常審慎,令學術界動輒得咎。

呂秉權說:莫論是社會科學,如果有一些「禁區」,黨國的「紅線」越過,不符合主旋律,技巧不夠,過界太多,其實是相當高風險,有時就敏感的中國研究,都會有所收手、避忌,令院校有時會擔心與大陸的合作關係、撥款,會因而卻步,所以他們在進行「平衡遊戲」。

香港「研究資助局」(RGC)的「優配研究基金」(GRF)主要資助大學教授進行基礎研究,有關政府部門經常邀請不同背景及領域的專家作項目評審。關注高教界發展高教公民召集人黃偉國對本台指出,「優配研究基金」對大學教職員的升遷十分重要,當涉及大陸或香港的研究,親政府或北京人士或因政治立場而評分較低,令申請者的研究計劃不能獲得撥款。

黃偉國說:一些親政府人士或者親北京人士手上,他給你研究計劃低分數或者零分,其實就算所有評審員對你研究有很高的評價,有可能因為其中一個或者兩個有政治立場的評審給一個很差劣的分數,讓你的研究不能夠得到撥款。

港府亦被質疑以政策或撥款向各大專院校施壓。在反修例運動中,大專生是其中的前線抗爭者,中文大學及理工大校園更一度成為警民衝突的「戰場」。而港府11月先後撤回理大擴建工程撥款、中大和港大興建教學樓和提升醫學設施的撥款申請,民主派議員質疑這是企圖報復大學和大專生。

翻查過去紀錄,不少大學教師因敢言或參與社運而遭秋後算帳,包括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前助理教授黃偉國不獲校方續約,於去年 8 月 31 日離職,黃偉國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曾因課堂討論「佔領運動」和邀請社民連梁國雄演講而遭學生投訴;另外在「佔中案」被判罪成的浸大社工系講師邵家臻,今年1月遭通知解除講師職務;港大亦已對佔中發起人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展開革職討論。

黃偉國指出,校方親政府的壓力會影響教師升職或續約,學者發表文章後受到抨擊,學校會否捍衛要視乎立場。而他不認為香港現時享有學術自由。

黃偉國說:我不認為香港有所謂學術自由,當然可以自由發表,如果你說了某些言論而被報復,失去一分工作,(被要求)不要說話的話,但原來之後會遭受報復、處分,或者甚至遭受攻擊的話, 那很肯定學術自由或言論自由已經不存在。

根據民間組織高教公民發表的2019香港學術自由報告, 教授、教學及研究人員普遍對2019 年香港的學術自由狀況評價負面。67.9%受訪者表示,相比一年前香港的學術自由「大幅倒退 」 和 「 輕微倒退」,其中撥款機構、大學管理層及港府官員被視為最影響學術自由程度的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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