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舞艺术家金星:真正的自由 是你思想有多大自由|观点

金星 观点
现代舞艺术家金星:真正的自由 是你思想有多大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金星告诉#观点:八九十年代的北京真是好玩,整个国家都很有劲头的,但2010年后整个价值观变了,只有成功论不允许失败者,对女人的审美也变得单一,整个社会变得特别狭隘。而谈到当年为何放弃#六四绿卡,金星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哪国护照,而是你的思想有多大自由。#六四#金星#金星秀#80年代#90年代#性少数群体#达沃斯论坛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观点,我是唐琪薇。这期观点节目的嘉宾还是人在巴黎的金星女士。金星是国际知名的现代舞艺术家,曾被法国文化部授予艺术与文学勋章,并获得骑士勋位。她也是红遍中国的脱口秀节目《金星秀》的主持人。金星说,她一直是女人,只是在男人的世界卧底了28年。而从19岁那年去纽约学习现代舞起,她就建立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不被动地活。金星说:无论错误正确,成功与否,我都买单,金星就是金星。

记者:1988年您获得了美国亚洲基金会全额奖学金,到纽约学习现代舞。您之前是没有接触过现代舞的,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舞,给您带来哪些全新的感受呢?

金星:以前我觉得我是个非常优秀的,甚至是完美的舞蹈工具、舞蹈机器人,就是编舞可以把他所有想法输入到我的身体大脑里面,我会按照他的要求,尽量呈现完美的表达。我为什么这么跳舞,我的情感如何表达这个没有找到。当我接触现代舞以后,忽然发现现代舞的舞蹈形式是,更回归于一个表演者个体本能的反应,你的情绪表达你的个人表达,这种在我以前传统的舞蹈教育里面是很少的。

记者:80年代纽约有很多现代舞的名师,你有跟随哪些现代舞艺术家学习呢?

金星:这真是太幸运了,因为当时拿了一个最好的奖学金,因为是第一个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交流项目,他们直接就给我安排到纽约很多著名的现在舞团,比如说Martha Graham ,Paul Taylor ,Merce Cunningham ,Alvin Ailey,Alwin Nikolais,这些所有大师们的舞蹈团,每个舞蹈团我都去跟班学习,去看他们演员上课排练,每个舞蹈团呆两到三个月的时间,这是第一手的资料太难得了,几乎是你学生签证是不可能有这么第一手资料的。因为当时我也肩负着一个重任,就是学完现代舞后回国内,为中国的现代舞发展做出贡献。当时他们也是看好我这一点,才把我带到美国去学习的,所以我当时真是大开眼界,重新建立了我对舞蹈的观念。

现代舞艺术家金星:真正的自由 是你思想有多大自由|观点 金星告诉观点:八九十年代的北京真是好玩,整个国家都很有劲头的,但2010年后整个价值观变了,只有成功论不允许失败者,对女人的审美也变得单一,整个社会变得特别狭隘。而谈到当年为何放弃六四绿卡,金星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哪国护照,而是你的思想有多大自由。

记者:您在纽约留学没多久,中国就发生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您从小在部队长大是一名军人,我想当时您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新闻,当时您看到新闻的时候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金星: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挺吃惊的,当时我就觉得哇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完了以后在国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当中,其实学生对自我的表达,从五四运动也好到六四也好,其实学生们都是一种自然的诉求,但是当时那个事情让我很震惊,我当时也不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表达。其实我的奖学金当时在六四以前要结束的,后来亚洲文化基金会说,你现在回去以后有可能也发展不了现代舞,那你还不如在这儿多学一点点,所以我当时特别感谢亚洲文化基金会又给了我半年多的奖学金,让我继续深造,因为那时候我的语言刚刚打开,刚会说英文,还没学会来着。

记者:刚才您说因为六四(事件)让您在纽约多待了半年,本来其实您是可以获得六四绿卡的,但是后来您却放弃了六四绿卡,毅然决然离开了纽约去了欧洲。这个也是让您身边的朋友特别吃惊,为什么您要那么做呢?

金星:当我十八十九岁来到美国以后,给我奠定了一个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思想和内心包括行为,统一起来是最难的一件事情,而且真正的自由,我的观念来讲并不是拿一个很好用的Passport,拿个护照你全世界走比较自由,不是的,而是你心里有多大自由思想有多大自由,所以我的自由高于一切,无论在我的行动上我的艺术上我的思想上,自由是最高标准了,那为了一个美国的绿卡就限制了我的行为,不能到全世界其他各地去演出的话,我觉得没必要。

记者:您后来创作的现代舞作品,还在美国舞蹈节获得了最佳编舞奖,是不是?

金星:对,那是我人生第一个重要作品,当时我还是用的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来创编的“半梦”,人生第一部作品,当时受到了业界也好舞者也好,很多观众觉得哇这个人是会编舞的,放在整个晚上的压轴作品,作为是最好的作品、年度大奖的作品,所以很荣幸,那个时候就是我二十四岁的时候编创了第一部作品“半梦”,给我的人生起点很高,就舞蹈创作的起点很高,所以我很荣幸。那个时候才认识到,我自己不但是个可以跳舞的舞者,而且还可以搞编导创编的编导。以前没有想过,以前只知道把舞跳好,以前没有想过。

主持人:那是1991年,金星24岁。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描写这位来自中国的现代舞新星:一位自信得惊人的华人天才。当时的金星还是男儿身,1993年,金星学成归国,两年后,她在北京接受了变性手术。

记者:您是1995年做了变性手术?

金星:95年对,本来想93回去94年就要做的,但回去以后,国家一听说我回来了,受到这么重视,国家文化部就请我在全国各地办的现代舞培训班当中,教授现代舞,那我当然好啊,我想好不容易在国外学了那么多,要把你所学的东西分享给同仁们,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做手术的事情可以往后搁置放一放,所以到了1995年我才做这个手术。

记者:您说过六岁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要做一个女孩是吗?

金星:六岁的时候是懵懵懂懂吧,觉得自己有些不一样,然后在成长过程当中,在学习舞蹈的过程当中,当然了我会把男孩子的舞蹈学得很认真,尽量完成老师教给我所有的作业,但我同时对隔壁班女生的舞蹈也学得非常好,我觉得我甚至跳得比一些女孩子还要好。后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我倾向喜欢男孩子的时候,我说这是不是有那个同性恋倾向,但是我想同性恋跟我有关系吗?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但后来源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在部队的环境也好,学习舞蹈的压力也好,各个方面没有想太多,我是谁?后来到了美国留学以后,突然发现,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做自己。我首先觉得我不是同性恋,我在美国我知道,因为大家可以把这个话题很公开公平很轻松地谈下来,我就问我是同性恋吗?很多同性恋说你不是同性恋,那我说想做个女的,他们说那可能要做个跨性别者吧,或者叫transgender。我说OK,那可能我就要做女人,那怎么去做女人呢?这都需要很成熟地思考才可以,那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等时机成熟了,我如果能做回我自己,那是最好的。后来在94年回到国内以后,我觉得我准备好了。我当时可以选择在西方手术,西方有很多的经验,但我觉得我第一个人生是我父母给的,作为一个中国人,那第二个人生,我要做我自己的人生,我还是中国人,所以我就选择回到了中国北京做了这个变性手术。这个手术在国内是很少有这个案例的,而且很少有人做完手术以后,没有回避社会躲到阴暗的地方去藏起来,没有,我还是面对我的生活,我还是个舞者,只是不同的是从男性舞者变到女性舞者,仅此而已。

记者:您曾经提过您在纽约时感到自己是一个双重的异乡人。作为一个困在男性身体里的女人和一个在国外的中国人。手术之后在多大程度上,您觉得您的身心都找到了家,您在生活中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金星:做了手术以后,最大的解脱是我自己统一了,我的内心 我的灵魂和我的身体是统一了,这是我最幸福的了。当然了,当你走出医院的那一瞬间,你面对的所有的质疑和偏见,那是巨大的问题无形的东西,成倍成倍你很难想象的。我家人是支持我的,很了解我的朋友知道这就是金星,金星就应该这么做。我的恩师会支持我,他说我从小就看到金星,就是还没有寻找到自己到底是谁,她终于寻找到自己了。社会同行们还在观察看着,人们的质疑也好偏见也好不理解也好都是正常的,那就靠你怎样的行为,你的表达你的创作你的工作,你在社会当中的存在方式,怎么去改变他们的观念,这是我要做的。所以我说我的人生我做了一个最大的行为艺术,我要用一生来证明我自己选择是对的。到目前为止,经过了将近30年的时间,还有很多偏见在里头,如果这辈子能理解认识到了,可以谢谢,如果你认识不到,bye bye next life (下辈子再见) 。所以我这个态度一直很明确的,所以我心里边从来没有那个负担,因为如果从医院走出来的那一天,你要求全社会都准备好了,接受你的话,那是太自私了,社会不是这么运转。

记者:我记得现在有人在微博上质疑问您是男生还是女生,您立马就回他说我就是人生,我想问您的是,您怎么才能做到内心这么强大不内耗呢?

金星:因为可能从小受的教育有关系,又回到我从小在部队里受教育,从小九岁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然后肢体上身体上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肢体的痛苦都接受到了以后,突然间你可以跟社会交流的时候,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你所得到的和你付出的是公平的,别人可以走阳光大道,那我只有独木桥,那我就走好我的独木桥,哪怕没有路,我能不能慢慢地走出我自己的人生之路,这是我自己准备好的,哪怕这个路再艰难再孤独,我不会跟我自己较劲,因为我得到了我最大的礼物,我的灵魂和我的肢体统一起来了,在我28岁的时候。

主持人:1998年,回国五年后的金星,结束了和北京现代舞团的合作,突发奇想决定在北京三里屯开一间“半梦”酒吧。

记者:刚才您也谈到从国外回到中国时,非常渴望发展现代舞的事业。不过我看到您在90年代末的时候还在北京开了一间酒吧?

金星:这是生活的插曲了。我觉得任何时间的想法感受,我是特别跟着我自己内心感觉走的,因为那一年,我就不想编舞也不想跳舞,也不想上台也不想见观众,那这一年干什么呢?不能浪费时间了。朋友说你是亲和力这么强的一个人,这么会聊天的人,你干吗不开个酒吧呢?我说干嘛不呢?就这么开了个酒吧,在1998年9月8号开张,1999年9月9号关张。我并没有想做一个酒吧老板娘,我就想那一年我感受一下,万一有一天我永远离开舞台了,我自己开个酒吧开个餐厅,我去开个俱乐部都是我的强项,只是我感受一下。

记者:我读过现在旅居欧洲的中国商人沈栋写的《红色赌盘》,他里面特别谈到了您的酒吧,说里面是艺术家名流云集,他有一段是这样写的:那个年代的北京,每个人都在努力渴望新的东西通常是金钱,但是也有个人自由的诉求,以及中国人想象的西方的生活。您同意他这样的描述吗?在您看来,90年代的中国和最近几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有哪些呢?

金星:其实我们经常朋友之间开玩笑说,北京最好玩的时候是从80年开始吧,79以后80年改革开放开始,从80年代到2005年前都特别好玩。那时候北京所有人不谈自己的职业,商人不谈自己要赚多少钱,演员没有谈自己要出多大的名儿,那时候北京的美女如云帅哥如云,天天在一起就是谈理想谈生活谈未来,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值,太舒服太幸福了。

记者:一般人回想起来,觉得80年代才是最理想(主义)的,但是您觉得经过八九64之后,其实90年代,因为这个物质越来越丰富了,人们的理想还是没有幻灭还是

金星:还在的,80年代有90年代也有,90年我觉得理想更加务实了,以前80年代初期的理想,是比较虚幻一点点朦胧一点点,大家可能把所有的理想未来,全释放在自己的文字表达、影视表达各个方面,还跟自己生活没有挂钩。但90年代的时候就很现实了,个体商人出来了以后万元户也出来了,各个方面是大家觉得OK,我可以把我的理想变成现实的时候,这是另外一种动力了。但后来到2010年以后就变味了,整个价值观也变了,只有成功论不允许失败者了,孩子们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了,然后社会对女人的审美也变成单一了,只有高个大长腿小尖脸变成唯一的审美了,就发现整个社会变得特别狭隘了,而且这个成功论太毁人了,告诉全社会都要成功,告诉所有大学生毕业了就要创业,就要成为企业家,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整个观念就不一样,所以回忆起来,八九十年代北京那个时候真是好玩,北京整个全国都很有劲头的。

主持人:半梦酒吧只开了一年,金星又重新回到她热爱的舞蹈。1999年她成立了金星舞蹈团,家也从北京搬到了上海。2015年,金星成了中国大陆家喻户晓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金星说,金星秀的很多素材其实都来自她当年开的那个酒吧。

金星:1998年到99年,这一年的酒吧老板娘身份,使我积累了日后金星秀所有的素材,老天爷这是给你各种各样的机会,让你去尝试让你去积累,最后有一天会用到,我那时候没想到我在中国会做脱口秀,而且当时我记得很清楚,2000年我搬到上海以后,我跟我的闺蜜们分享,我说将来有一天观念改变了,中国电视需要脱口秀的话,谁也说不过我,我是中国脱口秀第一人,当时所有的女朋友就说,哎呀别吹了别想了,中国电视会让你上台?我说万一呢,社会在进步人们观念在改变么,当笑话说了,但是2015年当我把金星秀推出去的时候,所有当年质疑我的闺蜜都惊呆了,说金星你真做到了,我说不是我做到了,我准备好了是社会做到了。

记者:2017年 《经济学人》访问您用的标题是:一个变性的中国式的奥普拉Oprah。文章提到中国是一个同性恋会遭侧目的保守社会,金星的经历应该是无法踏入中国传媒行业主流的。然而,她却成为了中国最知名的主持人之一。这种在外界看来非常矛盾的身份,却真实的发生在您身上了。您觉得这种矛盾多大程度上反应了,中国社会的不可捉摸和没有规律可寻?

金星:我觉得不可捉摸和没有规律,这两个词不是特别准确,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厚重里面,它有很多的包容,它有很多的空间允许你存在,只是你要选择你的存在方式。如果你觉得我的特立独行,就要受到别人的另眼款待也好,接受也好,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的包容是让时间来说明一切。我经常开玩笑说,哪怕我在艺术上有这么大的成就了也好,无论国内媒体也好,国外媒体也好法国媒体,他们每次在说金星时不把变性放在前面,好像不会说话了一样。变性舞蹈家怎么怎么,变性舞者变性主持人,好像我这个人没有变性,我的主持就没有价值了,或者我的舞蹈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无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不要说中国乃至全世界,对这一个少数群体还是有偏见,还是有的,所以说我从来不在意,好在我个人心比较大,我的心脏比较强大,我从来不在意。中国的国粹京剧,就是在当时女人还没有走上前台的时候,全部通过男性演员来演绎女性的角色,它成为中国文化的国粹,京剧昆曲。又回到前面那句话,当我走出医院的那一天,我知道我能证明我的存在价值,我能说服我的社会环境,我能说服他们。

记者:您提到这是中国文化的包容,但同性恋等还是被社会看作是性少数群体。也有学者表示从某种程度来说,跨性别身份比同性恋更容易得到中国媒体的认可,您在媒体上也是一直强调您并不是同性恋,您是一个女性的身份,这些是不是也让您相对来说在中国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呢?

金星:是的,因为你的自我认同特别重要。我觉得其实在人类社会里边性别有两种,我还是那种(观念)男性和女性,但性倾向可能有五十来种。像美国现在说有五十八个性别,我说不是的这不要混淆概念,性别有雄性雌性男性女性两种,但你的性倾向,我自身认同的性倾向可能有五十几种,我是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或者各个方面也好它有很多种。当我自己认可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清晰,当我内外统一的时候我就更加清晰了。所以说,中国对同性恋也好对少数族群也好,很多中国的态度是我不要谈这个话题,不想把这个话题谈到桌面上来谈,只是让它自然存在就可以了。

记者:2020年您获达沃斯论坛的“水晶奖”,表彰您通过艺术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努力。但您表示不愿做代言人,而是坚持做自己。您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中舞台上提过性少数群体,您只代表您自己,不想代表谁。在公众的期待和个人选择之间,您如何找到平衡?您觉得从中国政府到民间,性少数群体的权益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呢?

金星:其实我这样健康真实努力强大的存在,已经代表了少数群体了,我不需要拿一个旗帜,我必须去代表哪个群体,我不需要。你要改变社会偏见的话,你就要注意,每个个体如果像我一样都做得好,社会自然就接纳了。但有的时候,你该发声的时候就发声,明白了吗,而并不是我沉默,这是一种态度,该我发声我就发声,但不该我发声我就不发声,我要健康的真实的存在在里面,社会的每一分子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代表哪个组织,从小当我有独立选择权的时候,可以说从十九岁那天开始,我就想我不处于任何一个组织,我也不想属于任何一个党派,我也不想属于任何一个族群,我就是一个这一生我出生是个中国人,有着朝鲜族血统,仅此这么一个独立的人。我一直秉承这个态度,不要给我归化到另外一个堆里,我不想做任何一个代言人。

记者:您多次提到你某一天可能成为政治家,你说这个舞台如果准备好了,帷幕拉开,我会尽我所能献上最好的表演,即使是在政治领域。您有在为这个领域崭露头角做些准备吗?

金星:没有,我还是秉承我自己做自己吧,就是顺其自然,任何一个舞台展现在我面前,我就像我以前只做舞者,我就做舞蹈演员,没想到我还可以站在话剧戏剧舞台上,然后又站在电视的舞台上,脱口秀的舞台上,各种各样的舞台。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慢慢慢慢靠近我的时候,我不在乎任何一个舞台,那如果有天哪天一个舞台打开了以后,我该需要我表达的时候,我还是拿出我最准确的表达,因为金星最有价值的,就是她的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表达。

主持人:这幅巨大的蝴蝶艺术品,是金星在她巴黎公寓的收藏。金星说,我就是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经历过痛苦,而痛苦和美丽是一对双胞胎。我是唐琪薇,感谢收看,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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