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胡平:推薦徐友漁新著《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三)

2024.05.03
評論 | 胡平:推薦徐友漁新著《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三) 圖爲劉曉波因監禁而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現場;“在劉曉波榮獲諾貝爾獎,友漁他們發表聲明表示支持之後,警察找到友漁,刨根究底的問聲明出臺的經過”。—— 筆者
路透社圖片
2014年5月6日,徐友漁被當局刑事拘留,事因是他參加了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家中舉行的“2014•北京•六四紀念研討會”,罪名是”尋釁滋事“,一同被拘留的還有郝建、胡石根、筆名“不鏽鋼老鼠”的劉荻和浦志強。
 
我讀到這則新聞,非常憤慨,也有些驚訝。記得5年前,友漁他們也舉行過同樣的研討會,地點還是在香山別墅飯店這樣的公衆場所,會後當局的反應還算溫和,與會者中只有部分人受到警察的問話和含蓄的警告。爲什麼這次同樣的活動,而且還是在私人住宅中舉行的,當局卻要抓人了呢?把一件在私人住宅中舉行的活動安上“尋釁滋事”的罪名,這簡直是公然無恥,把起碼的臉面都不要了。當局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稍一思索,我覺得我明白了。此前我就聽說,當局有一套名叫“拔旗”行動的計劃,要把各個領域中人權活動的旗幟性人物一概壓下去。徐友漁就是一面旗幟。友漁兼有兩種身份,一方面,友漁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他又和被當局打入另冊的民運人士相處無間。由於當局的威脅和抹黑,一般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總是避免和體制外的民運人士沾邊。友漁決意要改變這種情況,友漁和劉曉波成爲好朋友。他和曉波傾心交談,達成共識:“今後,就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而言,如果看法一致,我們可以在同一份聲明或呼籲上發聲,讓我們的主張以一個系列而不是兩個系列的面貌出現,讓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界限不復存在。”
 
2004年5月,友漁在劉曉波等人發起的關於六四15週年呼籲書上籤了名。他所在的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頭頭幾次找他談話,要求他撤銷簽名,口氣嚴厲,語帶威脅,被友漁一口拒絕。後來頭頭們的態度變軟了,虛張聲勢的說了一聲“下不爲例”。友漁立即回覆說:“我可沒有擔保下不爲例。”

《零八憲章》是體制內外精誠合作的高潮。友漁參與了《零八憲章》的發起和簽名。劉曉波被捕後,他和一些朋友立即發表公開信“我們和劉曉波不可分割”。接下來,徐友漁又和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維權律師莫少平一道,頂着不測的風險飛往布拉格,代表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簽署者領取了捷克人權獎。友漁還以個人名義,致信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推薦劉曉波獲和平獎(按照諾委會章程,友漁有推薦的資格)。當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發布劉曉波獲獎的消息後,友漁立刻和朋友們發表聲明表示支持,不到10天功夫,就得到了852人的簽名。

自從和劉曉波等民運人士合作,友漁就成了警察頻頻光顧的對象。警察成了友漁生活的一部分。和警察的每一次交往都是一次抗爭,捍衛人的尊嚴、捍衛正常社會生活的抗爭。友漁和警察打交道的故事很多。有兩個細節很能顯示友漁的個性和風格。

一次,警察找友漁去辦公室談話,談完後拉着友漁一道出去下飯館喫飯。友漁知道他們一定會趁機胡喫海喝一頓,反正都算在他這個項目上。友漁就是不去。害得這幾個警察只好買回盒飯,啃炸雞腿。友漁寫道:“我的拒絕對他們造成的損失是實質性的,想到這點我心中就略微泛起一絲快意。”

在劉曉波榮獲諾貝爾獎,友漁他們發表聲明表示支持之後,警察找到友漁,刨根究底的問聲明出臺的經過。友漁當然不會如實相告。他只說發起組織者就是我一人,由我負全部責任。談完後,警察把記錄下他談話的幾頁紙遞給他,要他好好看看有沒有差誤,然後簽名。友漁立刻把早就準備好的話拋過去:“我不看,也不簽名。”友漁說我敢作敢當,但是我知道你們很可能會把這份記錄中我說的話掐頭去尾,重新組合,變成誣陷我或其他人的法律上的證詞。你們在對劉曉波的判決書中就是這麼做的。警察無可奈何,只得悻悻離去。

友漁是這樣的一面的旗幟,無怪乎當局不顧起碼的臉面也要把他羅織入獄。自那時起,大陸的報刊、媒體(包括網絡)上就再也看不到友漁的文章的蹤影了。

(未完待續)
  (本文僅代表特約評論員之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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