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魏简：香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条件依然存在

《在人民之间》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Sebastian Veg)最近在台湾出版的新书，描绘中国出现的民间知识分子，他们认同底层身份也追求公共讨论的多元化，并对国家的政治管控和市场经济中蕴含的新型霸权持批判态度。曾长驻香港，现为香港大学名誉教授的魏简接受本台采访认为，尽管香港国安法风声鹤唳，但民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务的条件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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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简在台湾出版的《在人民之间》新书，刻画了深刻改变中国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动者。他们在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受挫，但在一九九二年经济改革重启之后，具有新型态的草根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不同于退缩在传统领域的文人，他们积极与弱势和边缘群体合作；有别于八〇年代高声疾呼民主与现代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强烈反对菁英修辞，还宣告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并以身为非官方、无编制、在人民之间而自豪。然而，他们也面临失去支持者、被边缘化甚至被孤立、入狱等风险。

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被孤立、入狱等风险也成为香港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问题。曾在香港进行学术研究多年的魏简，就香港知识分子圈的特色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差异指出，
很多人认为香港没有知识分子的原因，跟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个理想也有关，“就是说在殖民地，为国家负责任的方式只有反对殖民主义这一条路，不是走这条路的话，没有资格成为知识分子，所以这个看法我当然不太认同。”

他说：何启对殖民主义的确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复杂、非常非常暧昧的看法的位置，可以说既是一个支持英国的殖民管制，又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崇拜者，他觉得中国的未来，应该按照香港的模式去发展，就是现代化。把管理按照殖民地的方式去普及，这是一种殖民地的位置。有一本书罗永生写的“合作的殖民主义概念”（中文书名《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这个概念非常适合香港（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是说没有矛盾，就是支持英国殖民管理模式和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觉得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去奋斗，这两个事情没有分开，从来没有分开。

他表示：你可能不同意这些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你还是得承认，这些人是有符合（理论上的）知识分子的模式，就是他有公共言论，他有一个角色。何启也属于当时早期的立法会等，所以以后就一直有这种比较暧昧的人物。当然到了30年代有所谓的南来文人，然后到40年代有一个大浪潮，就是离开中国大陆的这个，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建立新亚书院等等；到70年代，有那种学生运动跟知识分子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魏简认为，香港一直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它与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

他说：“因为香港有一个条件，就是印刷资本主义。这个自由媒体自由出版业，虽然在殖民管制下，当然也有很多限制，施行的比较严格只有在30 40年代，就是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时候。但是在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比较可以说是一种适合知识分子有独立生活的条件。知识分子不仅是依靠思想，也需要依靠一个法律框架，另外是市场和知识生产的条件，就是你能不能写书，这本书你能不能卖，香港一直是比较适合。虽然南来文人非常不满，一直在抱怨香港不承认他们的精彩思想等等，但是大部分南来文人都成功找到一个生活的方式，就是可以给报纸写作或者写小说，或在学校教书或者在大学教书，当然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金庸。这是跟中国大陆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但是思想上也没有完全分开过，就一直有那种跟中国大陆的有机关系。49年以前反正没有很明显的边境，就是你可以走来走去，也没有人会挡住；到了49年以后，边境变得比较比较敏感，但是一直有人偷渡，有人就是走来走去，起码是跟在广东的家属有来往，或者也有包括知识分子跟香港地下党、左翼知识分子跟大陆的政治界也有一定没断过的关系。”

魏简表示，有些学者提出离岸公共领域的概念，因为很多文章、报纸、书籍出版业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都转到香港出版。但这不仅是给香港人看的，也成为华文世界的一个中心。在讨论香港的知识分子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魏简认为，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说：“一个是审查的问题，一方面很多中国大陆无法出版的东西还是继续在香港出版，但是当然这方面大陆管得越来越严，所以香港作为离岸的公共领域的这种功能能持续多久还是无法预测。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学术中心，到了1980至1990年代，香港就变成一种可以说是交叉点，就是大中华地区跟国际的很多学术界成员交流的地方。如果香港现在要越来越依靠所谓的内地，能不能保持这个功能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对香港知识界的打压日益激烈，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魏简说：“首先，我觉得中国已经完全是全球化了，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跟全球的知识分子有点像，这个角色不好定义。因为全球的知识分子面临一个现实，就是每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知识分子的特点在哪里呢？在中国，有莫名其妙的国家跟市场合作，社交媒体一方面靠两极化，另外一方面控制得非常严，所以这也是一个现象。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公共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里）知识分子是属于阶级的，每个知识分子代表自己的阶级；但是公共的话语是单一的，被垄断的一个东西，你不可能有一个多元的公共的话语，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

他表示：“知识分子一直跟比较专政的或者独裁的政权有合作，在很多不同的历史背景都有，所以这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就是知识分子可以合作，知识分子很了解可以在不同情况下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可能不符合那种包含价值判断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模式，但这是两码事。所以生产知识就是写书、写论文、教书、卖书、参加社交媒体呀，这些行为基本上都可以继续的，中国知识分子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跟其他的历史的例子比较的话，比如说东欧的60和7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讨论，就是知识分子控制计划经济，基本上这个计划经济是需要专家的，国家不可能就在没有知识分子的情况下做好经济计划，所以有一个讨论，知识分子会不会变成一种自主的阶级，就是利益跟计划经济联系的、自主的一个群体跟团体。在当下的中国，我觉得知识分子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这个政权不太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有一方面还是比较依赖跟知识分子合作，是那种意识形态包括政法系统，政法和宣传的系统。所以，我比较关注研究法律的知识分子，比如那种新国家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可能是影响力不小，因为他们的论述对国家真的是有帮助。中国的民间，其空间受很多限制，要做一个有出路的知识分子还是得跟国家合作。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很有名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是统治阶层中的被统治者，很难定义一个知识分子和社运合作的方向是怎么样。”

民间作为一个抵抗的社会网络，可以贯穿诠释中国近现代史。在中文版序言，魏简就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对外部世界愈形封闭，但是“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领域远不像受到严格管控的公开记录中，所描述的那般铁板一块”。他认为，民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条件还存在，尤其在香港：现在是一个暧昧的时间，大家都在摸索新的局面，不必过早下定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凌巴黎报道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