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去年12月关闭了全部四所与中国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南部城市法尔肯贝里（Falkenberg）上星期因合约到期，也不再续约孔子课堂。瑞典哥德堡大学语言与文学系副教授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曾参与瑞典第一所孔子学院设立过程，本台记者蔡凌就孔子学院的关闭对杨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 中国200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开设了第一所孔子学院，您曾参与创建，请您谈谈当时创设初衷，为什麽瑞典大学接受中国开设孔子学院的合作?
杨富雷 :斯德哥尔摩大学开设第一个孔子学院，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我们的章程合约也是比较清楚，如果发生事情，如果发生冲突，按瑞典法律解决。
我们就想要扩大我们的事业，想跟中国合作，也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可以开新的课程，汉办派的老师也非常好，对我们的中文系有帮助。
我们肯定意识到，汉办和中国教育部当然有某种设想，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我们试试看吧。经费是这样，一半一半，还是比较平衡的，真正是共同的合作。
我个人的经历是，当时汉办还没有完整的组合起来，他们也不太清楚要如何管理各个地方的控制权，以后则是各地模彷，每个地方有同样的章程，但是我们当时是一个例外。
记者：这所孔子学院在2015年被关闭。当时瑞中还没有交恶，孔子学院却被关闭，是什么理由?
杨富雷：从2005年开设，到几年后，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内，以及在瑞典政治界，都有人在批评说，这是中国政府在大学裡，在瑞典国立大学内的一种宣传机构。
我记得学院关闭的时候校长是这么说的：十年前开课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中国建立更多的关係和更多的交流，对我们当时的中文系有很多好处，过了十年，我们现在的学术交流有发展，我们不太需要。他也提到，在瑞典国内大学内，设立其他国家政府、依靠其他政府经费的机构，是比较敏感的，不是最理想的。
记者：作为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当时您们有设想到中国政府要藉孔子学院行外宣或干预各国大学的企图吗?
杨富雷：最初很难，发觉不到，发展得那么快，我个人认为，这是孔子学院合作方面的一个问题，他们计划太大，发展太快。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很多国外的合作机构，没有中国学或汉学的传统，所以很容易就全靠中方的老师，靠中方的教材和中方的钱，当然很快地变成一个问题。
西方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不是特别了解，说实话大部分人都知道中国是专制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不是一个透明的、自由的、开放的社会，我们做汉学家，我们有经验，我们比较理解中方的企图，我们可以控制的。
记者：瑞典陆续关闭孔子学院，主要是看到了什么问题?
杨富雷：有的地方是市政府，有的地方是市政府和大学合作，他们对中国基本的了解都有，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是，中国政府、中国这种教育机构和中国党政的这种工作方式，或是说统战政策，这种策略，他们可能没意识到，所以很快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很多人的批评，因为没有瑞典人可以补充。他们派的老师到瑞典，他们受到中方的控制或规定，说你们不能讨论法轮功，你们不能讨论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等，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他们选的一些教材，就是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说明不全，描写的中国社会不全，包括中国历史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等等，这是很有限的一种解释。
（记者：蔡凌；编辑：王允 网编:景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