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頂半邊天到迴歸家庭 中國女權走到哪了?

2024.03.07 16:00 ET
從頂半邊天到迴歸家庭 中國女權走到哪了?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2024年3月5日開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圖爲與會的工作人員穿過天安門廣場。
路透社圖片

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中國女權運動發展近三十個年頭,婦女權利意識逐漸抬頭。在這背景下的中國政府屢屢喊話婦女迴歸家庭,振興國家人口。一胎化走入歷史後,當局是否還能繼續“控制" 女人肚皮?中國女性的家庭、職場與政治權利又走到哪了?

今年婦女節恰逢中國全國兩會。由於中國人口連續兩年負成長,不少年輕人選擇不婚、不生,攤開委員提案,有不少涉及催生政策。例如,有委員提議對育兒家庭引進每週一天居家辦公等彈性出勤政策,也有提案建議完善未婚女性凍卵制度、將輔助生殖治療費用納入醫保、延長女性產假等。

上述提案與中國官方近年來多次強調女性迴歸家庭、結婚生子重要性的談話相呼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十月對全國婦聯發表談話時曾呼籲,應  “加強對年輕人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的引導,促進完善和落實生育支持政策”。

不過,中國女權運動從1995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簡稱世婦會)首次到北京舉辦開始,至今已發展近三十年。目前,中國育齡女性自我意識、教育水平雙雙提高,政府還管得動她們的肚皮嗎?

中國女性自主權抬頭 "迴歸家庭"口號難奏效

曾見證九五世婦會的中國“資深”女權活動家馮媛接受本臺訪問時表示,中國婦女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性,包括生育自主性,一直都是國家想掌控的。

“生育一胎也是國家的掌控,在生育一胎之前,國家也曾經有過鼓勵生育的政策,甚至把生育五胎、六胎的評爲英雄母親。” 馮媛說,所以在中國,女性生育功能從來都不是婦女能夠充分自我掌控的,“從來都是一個戰場”。

爲控制人口成長,中國於1979年至2015年實施嚴苛的一胎化政策,多數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孩子,強迫墮胎事件時有所聞;根據中國官方統計,一胎化政策使中國少生4億多人。但隨人口老化問題浮現,北京2016年改採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進一步加碼至三孩。

不過,在中國女性自主意識抬頭之下,馮媛認爲,當局現在喊話要婦女迴歸家庭,希望她們結婚生子,很難完全奏效。她說:“(中國女性)現在的自主權肯定是比以前更高,那麼我們可以看出來,很多人就是自願的不婚,自願不育的比例也在提升,這都是身體自主權的一個提升。”

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講師的社會學家徐舫也認爲, 中國政府 “迴歸家庭” 口號難有顯著效果,因爲中國年輕女性會權衡,20年的人生黃金年齡段,是要犧牲自己夢想,做別人的妻子、保姆或孩子的母親,還是投資自己、實現自我價值。

徐舫表示,不少女性選擇了後者。她說:“很多大學剛畢業,覺得一路走來都受到各種肯定的女生,她肯定就想,我想要把我的職業做好,我只有這個二十年,這個是我知道該怎麼做的。然後這個婚姻、孩子啊,這個太複雜了。” 

一份2021年10月針對中國18到26歲“Z世代”進行的《青年婚戀意願調查:面對婚姻,年輕人在憂慮什麼?》顯示,受訪女性中,多達43.92%表示“不結婚”和““不確定會不會結婚”,較男性多出19.29%。其中,不想結婚的主因爲“不想生孩子”,佔比68.83%。調查也發現,年輕人對婚姻遲疑原因包括基於個體主義價值觀、現代生活時空擠壓、“寧缺勿濫”的擇偶觀、婚育高成本,以及“母職懲罰”等。

圖爲經過深圳街頭塗鴉的幾名婦女。一份2021年10月針對中國18到26歲 “Z世代” 進行的《青年婚戀意願調查:面對婚姻,年輕人在憂慮什麼?》顯示,受訪女性中,多達43.92%表示 “不結婚” 和 “不確定會不會結婚” ,較男性多出19.29%。(路透社圖片)
圖爲經過深圳街頭塗鴉的幾名婦女。一份2021年10月針對中國18到26歲 “Z世代” 進行的《青年婚戀意願調查:面對婚姻,年輕人在憂慮什麼?》顯示,受訪女性中,多達43.92%表示 “不結婚” 和 “不確定會不會結婚” ,較男性多出19.29%。(路透社圖片)

不過,馮媛強調,國家政策和法律在中國還是有很強的 “導向性”,還是可能透過影響家庭、強化家庭傳統觀念發揮一些效應。她解釋:“特別是女性的家庭成員,包括丈夫、丈夫家人、自己父母、自己家人的壓力,這些都是一種有政府政策的加持,有政府鼓勵政策的加持,都會對女性造成更多的壓力。”

馮媛也提到,過去 “女性能頂半邊天” 與現在的 “迴歸家庭” 非必然對立,因爲政府是想兩個都做,要女性擔起職場和家庭雙重責任。“其實簡單的說,政府既希望婦女能夠參與更多社會經濟價值的創造,同時也希望婦女能夠生育。”

中國年輕女性不願生 歸究男女不夠平權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自2016年開放二孩政策以來,中國出生率不升反降,從當年的13.57%降至去年的6.39%,連續7年下跌。爲刺激生育,中國部分地方政府與企業紛紛出臺二孩、三孩家庭育兒補貼,分每月、每年或一次性發放,每月發放金額約介於300至1200人民幣之間。

但馮媛認爲,發放津貼這種 “小恩小惠” 對催生幫助不大,因爲更多年輕人之所以選擇不婚或不生,除想主宰自己人生與身體外,生育成本仍不平等地落在女性身上是另一主因。

馮媛表示,不論是懷孕分娩,還是家庭的育兒分工、無酬照料與勞動,都更多是落在女性身上。“從這些角度來說,當然很多女性覺得這個(生育)是影響自己個人的發展,包括個人事業發展、個人興趣愛好的發展,這是一個主要原因。當然其次也有經濟上的壓力。”

至於本次兩會委員提案是否會對催生有幫助?馮媛認爲,這些提案雖在某種程度上滿足女性某些呼聲,卻沒看到問題的根本性原因,那就是缺乏一個對女性友善、性別平等的全面綜合社會架構。她說,若無相關建設與政策出臺,“給女性彈性上班,或者給女性一點凍卵機會,我覺得第一對性別不平等沒有實質上改變,第二也對催生效果不明顯”。

馮媛表示,看看世界其他國家,凡是性別平等做得好的國家,不管公共、社會還是家庭領域,生育率相對來說比較高,例如北歐國家。她建議當局,應出臺真正生育友好、性別平等政策,包括讓男性強制性休育兒假。

長年研究中國社會發展的徐舫呼應指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國青壯年沒有兄弟姐妹分擔養育責任,“父母然後再加上自己,如果再有兩個小孩,那就是兩個人要拖八個人,個人就是被掏空了嘛” 。

徐舫表示,唯有真正減輕年輕女性在家庭內必須付出的代價,以及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希望她們一定要付出的職責,纔可能兼顧職場與家庭。她說:“你沒有這個社會政策的支持,給她們現金,只是一下就用完了的。” 

圖爲一名手中抓着紅包的嬰兒。中國政府從過去推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改爲鼓勵生育。(路透社圖片)
圖爲一名手中抓着紅包的嬰兒。中國政府從過去推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改爲鼓勵生育。(路透社圖片)

強制墮胎變強制生育?

截至目前,中國政府催生口號與措施多爲鼓勵性質。但目前旅居紐約的中國獨立媒體《女權之聲》創始人呂頻向本臺表示,其實不少人在擔心和觀望政策是否會變成強制性。但她認爲,要採取強制性生育措施比較難,因爲中國政府的強項是 “讓大家不做什麼”,不是“要讓大家做什麼”。

另外,呂頻也提到,計劃生育政策結束還沒有多久,若政府轉向非常明確鼓勵生育,“這其實跟計劃生育背道而馳,等於要承認這個非常重要國策的錯誤。對政府來說,這個轉向不是特別(容易),因爲有一個公信力的代價” 。

其次,呂頻指出,要增加生育,政府其實還有很多鼓勵方法可以用,目前僅在局部地方試驗,而另一個原因則是中國對優生學的講究。

呂頻解釋,中國這個國家與社會,不允許素質不高、不符合規範的孩子誕生在世上,墮胎率纔會居高不下。“所以但凡有一點不健康,或者你這個孩子不是在符合規範的異性戀家庭、正式婚姻裏面出生的話,這國家和社會都是主張墮胎的...政府可能不容易放棄這一點。”

中國媒體2015年曾引述一名國家衛計委科學技術研究所研究員指出,中國每年有統計的接受人工流產手術人次多達1300萬,重複流產率高達55.9%,並呈現低齡化的趨勢。報道指出,育齡婦女流產率最低爲西歐,平均爲11‰,美國波動在20‰-30‰,而中國高達62‰。

2022年11月28日,在烏魯木齊火災遇難者紀念活動中,一名婦女手舉白紙抗議中國政府的新冠封控政策。(路透社圖片)
2022年11月28日,在烏魯木齊火災遇難者紀念活動中,一名婦女手舉白紙抗議中國政府的新冠封控政策。(路透社圖片)

女性能頂半邊天? 政治"天花板"難突破

中國已故領導人毛澤東曾提倡 “女性能頂半邊天”。根據國家統計局去年12月發佈的2022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2022年中國女性就業人員3.2億人,佔全部就業人員43.2%。雖還不到 “半邊天”,至少差不算太遠。

但若將目光轉到政治界,中國女性參與比例幾乎砍半,如果是資深領導階層,女性面孔更是寥寥無幾。

據中國婦女報統計,去年選出2977名第14屆中國人大代表,其中婦女代表790名,佔比26.54%,較上屆微幅上升1.64個百分點。全國政協委員方面則選出2169人,其中487人爲女性,佔比22.45%。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過去13屆人大婦女代表比例介於12%至24.9%之間,女政協委員比例則落在6.7%至20.4%間。

位於中國共產黨權力中樞的中央委員會內,女性佔比更低。2022年10月中共第20次代表大會產生376名委員與候補委員,其中僅33人爲女性,比例約9%。被視爲中共權力核心的24名政治局委員與7名政治局常委中,更是無一女性,打破過去20年來至少有一名女政治局委員的不成文傳統。

呂頻向本臺分析,中國政治核心圈排除女性,是個男性同盟,其父權與威權的性質相互映射。她認爲,就算是先前少數曾進入這個聯盟的女性,如前政治局委員劉延東或孫春蘭, “她們跟廣大女性之間也沒有聯繫,只是延伸兄弟們所做的事情”。

徐舫則指出,在以前中國政治權力較分散狀態下,女性參與其實蠻多, “但是權力越來越集中以後,在那個金字塔的尖端,女性就會很少”。

徐舫表示,這個現象不僅導致中國數千年來缺乏正面女性政治典範,由一羣男性主導制訂的生育政策,也難以符合女性真實需求。她說:“這些男人,你可以想象他們是不做家務的,沒有育兒經驗,心態上也不會考慮到女性真的需求是怎麼樣。所以,我不覺得生育率會上去。” 

馮媛指出,依據目前狀況,中國女性參政比例應逐步提升至少佔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一個很重要的臨界量,在1995年聯合國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行動綱領上,中國政府也有做這樣的承諾”。

反家暴法上路8年 女性在家更安全了嗎?

馮媛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爲女權發聲,早年積極投入 “反家暴立法” 倡議活動,努力十多年,2016年3月纔等到中國《反家庭暴力法》上路。

談到反家暴法上路8年後有何成效,馮媛向本臺表示,該法肯定有實質性幫助,反家暴也有一定的進展, 但程度仍遠遠不夠。她解釋:“大多數的責任機構並沒有把反家暴納入他們常規工作重點當中,也沒有把工作人員的培訓考覈納入日常工作。這讓這些責任機構的工作人員,對於求助者需求的回應相當的不夠。”

由馮媛共同發起的 “北京爲平婦女權益機構”今年 2月底就反家暴法施行8週年發佈監測報告。根據報告,截至去年8月,全國法院共發出1.5萬餘份人身安全保護令,其中2022年人民法院簽發量較2021年上升34%。但每年平均不足2000份,仍與中國巨大人口總量、家庭暴力的發生狀況和報警情況、告誡書情況等相比反差太大。

馮媛指出,中國目前家暴最多案例還是身體暴力爲多,而身體暴力常伴隨一些精神上的暴力、語言上的辱罵或經濟上的控制或剝削。至於常受家暴族羣,她說: “還是夫妻暴力比較多一些,也有親子暴力。比如說父母對孩子的,包括對成年的女性,就是因爲她沒有結婚,或者她是性少數。”

馮媛呼籲當局,應把反家暴列爲對公安、司法部門、法院、檢察院、民政與教育部門等十幾個國家機構的具體要求,把反家暴工作納入工作總結評估、人員能力提升和工作考覈,“這是一個很重要、實實在在的一點” 。

展望下一個十年

那麼,下一個十年,她們最希望看到中國女權有什麼樣的進展?呂頻表示,現在大部份人談的都是女性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但她越來越意識到,公民政治權利比什麼都重要。

呂頻說:“現在中國女性不允許爲自己爭取權利,就是說讓女性決定什麼權利對她們來說是重要的,以及讓她們決定可以用什麼方法去爭取,我覺得這個是關鍵。” 她認爲,中國女權現在之所以被打壓,就是因爲女性不被允許去定義、追求自己的權利。

馮媛則希望在生育政策方面,國家能建立普惠托幼政策,建立男性強制性休育兒假政策,並將生育保險納入全民醫療保險,“這樣的話來說,才能夠開始去改善婦女在生育當中承擔的極不平等的這種責任和壓力。”

此外,馮媛也希望能看到婦女身體自主權有更多的提升。她說:“身體自主權反映出很多指標,包括流動的權利,包括我不要生育的權利,也包括享受安全和滿意性生活,但是拒絕性騷擾、拒絕性侵、拒絕家暴的這些權利。” 

她強調,這個提升需要一些社會條件,包括更多婦女參與決策和立法、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具有更多性別平等的意識。

記者:徐薇婷    責編:梒青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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