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宣布周永康立案,幾乎於此同時又宣布了戶籍改革,並宣告下一步改革重心是以法治國。周案揭曉推遲到現在,有可能就是為了與戶籍改革一起宣布,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果。應該說,習近平的這一招,確實讓很多人感到,無論反腐還是改革,他走的比外界預期都遠,都更堅決。
面對這個形勢,公知們該如何表態,成為自由派內部一個引發爭議的問題。有批評認為孫立平不該對習近平整肅周永康無條件背書,因為反腐的手段無視法治,是為了集權,集權成功後,"會用更鋒利的刀劈向社會"。孫立平認為批評者沒有解決問題的務實態度。
這個分歧後面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習近平反腐越有成效,是否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就越不利?另一個問題與此有關,那就是自由派該不該寄希望習近平朝正確的方向走?
我支持孫立平的態度,即習近平打擊中共內部最強大的貪腐勢力對中國是好事。當然習近平很可能不會在意孫立平怎麼看,更不會在意我怎麼看。在我看來,習近平非鏟除周永康的勢力不可,因為這不是一個主義和道路層面的問題,而是生死問題。習近平當然不想走憲政民主的路,正如當年英國國王也不想走君主立憲的路一樣,但問題不在於習想做什麼,而在於他與中共腐敗勢力的生死之搏,是不是為中國的政治發展開辟了新的可能。
孫立平的態度說明了這樣一種判斷,那就是習近平反腐,增加了政治對話空間,應該利用這個空間,推動政治良性發展。這個判斷有沒有客觀依據呢?我認為有是有的,至少是值得努力去爭的。
習近平下決心反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認識到已經不可能繼續靠現有的官僚隊伍來改革,連維持局面都做不到。戶籍改革的出台,說明習近平雖然明知沒有可靠的隊伍,但也不敢再拖延了,只能向前走,讓民眾對未來有希望。而事實上,戶籍改革的措施非常粗糙,不僅有理念層面的問題,更有操作層面無法實施的問題。這樣一來,就給擴大公共辯論創造了空間。
中國的政治對話難以深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空對空,無法進入到現實制度和政策的層面。經驗告訴我們,想在意識形態上說服對手,是不可能的,但這不等於在具體問題上一定找不到共識。因此,現在對不同價值傾向的一個考驗,就是看誰能拿出贏得民意的具體設計。在這方面,為專制唱贊歌的人並沒有什麼真本事。他們是一群搭便車者,借著為當權者造勢撈個人名利,沒有興趣解決真問題。自由派中也有太多的人對解決問題不感興趣,這才是中國的悲哀。不少人相信,只有在中共政權崩潰之後,面對實際問題才有意義。這種思維方式,其實對自由的事業是不利的。
中國的革命派應該想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共如此腐敗,革命還是搞不起來?我對這個問題想了很久。我的認識是,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社會腐敗,沒有自治空間,革命的道德資源不足。說到底,光靠民眾不滿,革命是搞不起來的,要有一批人甘願犧牲自己。中共革命,得益於當時還有不少這樣的人。可惜,他們的犧牲換來的,卻是這樣一個腐敗的政權和社會。對此,今天的反思很不夠。另一個原因,就是在中國這樣官僚政治和奴才哲學發達的國家,現在的技術條件對革命非常不利。
我認同革命派的這樣一個觀點,中國政治轉型,確實需要一場政治革命。問題是如何創造條件?我相信,在今天的時代條件下,提高政治對話的理性,對政治革命是有利而不是不利。這主要是信息傳播太方便,大規模操縱民眾很難。革命只能寄希望於民眾覺醒,而不能寄希望於民眾愚昧無知。
那麼,當權者會與民間進行理性的政治對話嗎?我認為在網絡輿論環境的壓力下,當權者和反對派之間事實上已經存在一場說理能力的競爭。當權者可以選擇指鹿為馬,選擇強詞奪理,但在今天的信息環境下,當權者這樣做對自己並不利。因此,真正的考驗是,中國精英,包括當權者,也包括反對派,說理的能力能不能與時俱進。
說實話,對這個考驗,我的信心還真有些不足。由此提出的問題就是,如果政治對話在中國就是發展不起來,會怎麼樣?我認為,如果理性的政治對話發展不起來,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國社會在現代技術的支持下,繼續潰敗下去,直到不可收拾。這正是孫立平最擔心,也是多數人都不想看到的。(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評論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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