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是怎看香港的學生呢？我覺得香港的學生可能不太理解歷史的發展。
答：你可以說香港的學生對歷史的攝獵可能比較少一點，可能他們自己關心也比較少。但是，這跟社會過去殖民歷史的發展有非常深的關係。一個殖民的特色就是，它尤其不希望被殖民的人對自己的歷史太關切，對自己的文化太投入，這對統治造成障礙，如日本統治台灣，是這樣的；英國統治香港也如是，雖然它們的手法輕重不太一樣。但是，總不會有一個殖民者希望被殖民者對自己的歷史有強烈的認識、強烈的思想、強烈的主張，當然不會這樣。
所以，瞭解這個歷史，我覺得香港的年青人可以做的事認識自己的來龍去脈，然後有所補償，這補償除了是知識本身多一點攝獵之外，另外，就是如何用一個最開放的心靈去補缺現在的國民教育或是別人要你學的東西。你帶一個最開拓的心靈來理解自己的來龍去脈，就如我剛才所說的，說不定香港的青年什麼時候可以寫出自己的香港史，這個香港史是真正自己香港人所關注的事，你不等待別人來寫，自己可以寫。但是，我特別希望香港的青年，你讀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之後，你就不妨馬上訪問自己的父母親或祖父母，然後，你聽到的東西會讓你嚇一跳，因為在我自己短短的接觸裡已發現香港裡有太多發生過精彩的故事，而香港人不知道的。所以，我會鼓勵年青人讀了這部書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採訪你自己的家族史，從那裡開始，就是最好的開始。
問：我們這一代人如何避過被傷害、被鞭撻、被侮辱？
答：這本書或者很多人會覺得不滿意，已有很多朋友問到，「你書裡寫了那麼多悲慘，但不可能到最後你就說，所有人都是被害者。誰是壞人呢？這世界沒可能沒有壞人吧！這問題你怎麼解決？」我寫得那麼多罪與罰的事情，所以，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不可能不知這個問題的所在，只是，我寫這本書時，我很清楚告訴我自己的事，我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處理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問題，我做的事是把國家的或者那一個部隊的國軍的、解放軍的、中國的、日本的，把旗幟打開，是國家的或戰爭中的旗幟打開，把它擦掉，讓你看到內裡的個人，這個人可能國軍裡的個人，可能是解放軍的裡頭，可能是日軍裡的個人，然後把這內裡的個人以致他的來龍去脈，他仍在流血的傷口給你看。
我對年青人期望，你看我對年青人這麼用力的，希望廿歲的人願意來讀這本書，就是希望你在你的知識裡頭，雖然，我們都是螺絲釘，但必須要做一顆有思想的螺絲釘，你要思索這罪與罰的問題，你要思索你的個人跟集體之間的關係，你要這集體走到那處，所以，年青人一定要思索。
問：你對人生的看法有沒有改變，你須要心理治療嗎？
答：老實講，這四百天裡幾乎所有朋友找我吃飯都被我走溜。但他們仍原諒我。有些記者問我，那麼多悲慘，我是不是邊寫邊哭，或邊做功課或跟做訪問時哭？他們問，我才想這問題，我才發現這四百天中我沒有眼淚，因為我發現做這件事我須要高度的、濃縮的關注，把這專注到一定程度連情感本身都是一種雜質跟干擾，到最後我必須要到文字藝術的處理時，更是沒有情感。沒有感情的意思是，我曾引用過一對作家在倫敦時的對話時說「如果，你的情感只停留在激動、感動這層次的話，做出來的藝術一定是次等的藝術。」這個體驗，我以前不太有，在做這個艱難的作品時，我自己心的認識是「是的！」。在我寫作的過程中，一點情感也沒有。我自己完全掏空之後，我才能讓我自己的作品有感動力。如果，我自己存在情感的激動，我想寫出來的文字一定是不能打動你的文字。所以，我是不是要心理治療呢？我說我四百天沒有情感，在《亞洲周刊》的記者訪問我的時候，我講解放軍攻進瀋陽，國軍就像綿羊一樣被圈起來，然後送到某地方去，這時瀋陽火車站前，人來人往，有一個屍體是用草蓆包起的，有人用粉筆凌亂的寫著「我姓黃，我是湖南人，軍校十七期，這場仗役會一敗塗地，我今天就用我的死來告訴共軍，以致全天下的人，國軍實在沒有忠烈之士。意思是，我作為士兵我已經盡了力氣，但是，怎會慘敗到這程度，那有將領一死以謝天下？所有的將軍已不在，然後叫我們去死，我就死給你看，國軍其實都不是這樣。」這是草蓆包的屍體前寫的一段凌亂的字。我跟記者提及此事，情感也激動了，要不要心理治療？我不知道。我知道，這本書對長輩來說是一本集體治療，我不知香港怎樣，但至少在台灣，它已是一本集體治療的書。
問：我買了這本書，看了一半。你說，你以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誰是勝利者呢？有個問號。我有一個大膽的建議給你，你能不能把你的著作，以失敗者的下一代送給中國大陸領導人勝利者的下一代，讓他們好好的看。
答：今天有一篇文章在《信報》上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在大陸的網絡上被封殺，所有的評論、報道以致網友的討論都要刪除。我來這裡時，已有記者問我這事，其實，我寫這書時，我的第一讀者是台灣讀者，因為你不能說我是對全華文世界，因為全華人的情感都不一樣，不可能的，你有第一讀者。我寫這書的整個過程中我的第二讀者是誰呢？是大陸讀者。我非常希望這本書可以給大陸的讀者看到，我甚至認為這書如要改個名字，可以加個附題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不知道的台灣」或者就叫「戰爭與和平」。我想說的是，你看這本書後可能跟我有共同的感覺，就是戰爭的殘酷是無法想像的，因此，海峽两岸的和平，作為一個價值，它的價值遠遠超過統一或獨立，和平的價值超過任何的價值，如果大陸人看過這本書知道台灣人原來是怎麼樣走過，理解過後，我相信仇恨是好難存在的。同樣，我也很希望有這樣性質的書寫大陸的，讓台灣人明白大陸人的情感是怎麼樣，所以，現在這本書在網絡上被封殺，我是理解的，因為十月一日就是辦喜事，可能在這日後，回復正常，有人看過的都知道，因為這是一本療傷，和平的書。
問：你認不認同在中國的文化與人格裡，尤其是讀書人裡，有一部份人有很深的自命得意，自以為是的責任感和權利願望，愈是讀過書的人愈是在歷史大潮中自以為是，很容易鄙視與判斷，以致在很多重大決策中做成非常可怕的後果，你覺得這是不是中國人文化中少少的毛病？
答：我幾乎很少認為某些特色是屬於中國特色，你說讀書人的自以為是，傲慢等等，德國知識份子不是這樣的嗎？開玩笑，沒有差別的。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中國的民族性或是中國的本身問題，相反，我覺得它是一個共同結構性的問題。我會想到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我們都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但讀多一點點時，你會發現這建議是他身邊的一名知識份子李斯所弄的，很多事情是來自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如果對於自己的知識可改變兼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的話，這種絶對性才是危險的東西，它是蠻的，不留空間懷疑自己認為是對的東西，這是危險的，我覺得跟中國的民族性關係不大。
問：按已發生了的歷史來看，你覺得這個世界會怎樣變化？歷史怎樣影響我們的社會？
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世界往哪個方向走，我也不知道我們的國家或國家們往哪個方向跑，我們被政治家搞到我們都感到很失望及迷惑，你不知道我們可以怎樣做。但我想講的是，我想嘗試做的是「你毋須依賴領袖、政治家或國家為你作出決定。」試想，在一個小小漆黑的房間裡，每一個人好似一枝小蠟燭，每一個人有能力可以點燃一枝小蠟燭。如果，房間很黑，你可以想像每人點燃蠟燭後，這間房會有多麼光亮。所以，我不想就世界會往哪個方向走而去沉思，我不知也不能控制到。但我卻可以控制我自己，可以在一間小小的房間裡，點燃一枝小小的蠟燭，一枝已經夠令房間光亮了！
問：你現在寫這本書跟當年寫《野火集》的心情有何不同？另外，下一個大的傷口，你打算去碰？
答：寫《野火集》的龍應台真的夠天真，她剛剛從美國回到台灣，看見她不能忍受的現象，她就會說「奇怪，為什麼這麼簡單，你不站起來抗議？你怎麼能忍受這樣的東西，還要活在那裡！」這就是天真的義憤，她寫《野火集》的時候，跟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她的前面、多少人關在牢裡、多少人失踪，她也不知道，但就是在這情況下寫出《野火集》。寫這本書，可能有一些評論人或讀者會有誤會，尤其是大陸讀者，他們會說「以前，龍應台寫那麼厲害的文章，可是，後來會變成「親愛的安德烈」，然後變成《目送》，她變溫柔，變柔軟了，所以，她的過程是從尖銳變成溫柔」，可是，這個解釋是錯的，因為我是用右手寫《野火集》，用左手寫《孩子你慢慢來》，這两本作品是同時的作品，即是，你白天對抗威權政府，回到家後，你就餵奶。我覺得餵奶跟抗議一個威權政府，同樣是一件頂天立地的大事。所以，跟《野火集》最大不同的是，第一：有一部份是核心的天真是保存在內裡，因為你沒有這天真，你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另一方面，對於人性更深一點的認識，對我們自己能力的不足之處、脆弱之處，多了一點認識。至於，大傷口是我處理自己的傷口嗎？我寫完這本書後的感覺是，剛攀登喜瑪拉雅山後下來，完全不敢想像，尤其是攀山，所以，不知道，我隨著感覺走。
問：寫完這書後，如果，你有機會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台灣總統馬英九見面，你會跟他們說什麼？
答：跟胡先生見面，我相信永遠不會，而且不須要見面，我寫的文章，他可以見得到，他寫的東西我看不到而已。我上次給他寫的公開信，他還未有回覆。我想跟他說什麼？我非常希望胡先生可以看到這本書，因為作為個人的命運在這大國之下，一點自主能力都沒有。至於，我想對於那些掌有權力的人如胡先生，我都希望他可以看到這本書，來理解我這一個角度，便可理解台灣人辛苦之處，說不定可能會對台灣有不同的看法；同樣，對於台灣未來的領導人，我也不知道將來會否是馬先生或者胡先生，我覺得對於對方人民的歷史的來龍去脈或情感憂鬱之處是必要的，否則，你若永遠停在政治的層面上，两邊政治的領導人，他會思考的都是政治的協商，利益的交換或者現實的妥協與否，如果只有這層面而沒有對情感理解的話，那這種和平都不見得基礎是夠是堅實的。
此次節目的時間又到了，下周正好是十一中國國慶日，屆時我再邀請另一位嘉賓同各位分享他怎看這個特別的日子。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