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滕彪:中國奇蹟與治理潰敗(下)


202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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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3月18日,武漢的一家醫院裏工人在消毒。(法新社)

普遍的、制度性的治理潰敗,並非始於武漢疫情的特殊時期。它一直存在,只是在危機時刻得以全面暴露而已。如果說中國經濟奇蹟有着多種多樣的複雜因素,治理失靈則是中國特色專制政權的必然產物。

(1) 專制政權勢必壓制信息,而扭曲的信息或不完善的信息會導致錯誤決定。專制政權沒有經過民主選舉,它的所謂“合法性”,要麼建立在經不起推敲的意識形態系統之上,如歷史的必然性,某某階級或政黨的先進性,等等,要麼建立在所謂“經濟績效”之上,或者是兩者的混合。這就需要歪曲歷史、掩蓋真相、禁止人們自由出版、集會、遊行;無論如何,沒有對信息和表達的嚴厲壓制,它一天都統治不下去。統治者喜歡“報喜不報憂”,較壞的情形是王小波說的“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於是壞消息沒了。有時候饑荒或失序並非因爲物質短缺,而是因爲信息控制造成的資源配置不當。類似的效應是“狗咬尾巴定律”:審查信息的人也受到審查制度的傷害;當局用來欺騙民衆的虛假宣傳或錯誤信息,把自己也欺騙了。姑且不提殺地主、大鍊鋼鐵、人民公社、破四舊、文革、嚴打、天安門屠殺、鎮壓法輪功、新疆集中營等反人類罪行,近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戶籍制、三峽大壩、任由生態環境破壞的唯GDP主義、驅逐低端人口等等,都是給人民造成了極大傷害、給中國帶來極大隱患的錯誤政策。

(2) 出於專制的需要,中共系統性地壓制民間力量。獨立的工會、農會、行業協會、媒體被禁止存在,非政府組織、維權律師、公民記者、社交媒體、家庭教會、志願者團體等,以及任何試圖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力量,都受到嚴格限制或者遭受殘酷迫害。情況歷來如此,習近平上臺之後就更變本加厲。大量NGO被關閉,維權者被判刑,宗教團體被進一步迫害,《慈善法》、《境外NGO管理法》等壓制性的法律紛紛出臺。這樣,民間在收集傳播信息、公共健康教育、籌措物資、自我組織和協助處理危機等方面的作用完全無法發揮。在這方面,法律不是廢紙一張,就是“一直充當政治的打手”。(勞東燕)在公共衛生事件或其他重大人權事件中,中國也曾出現不少吹哨人或人權捍衛者:高耀潔、蔣彥永、胡佳、高智晟、譚作人、陳光誠、吳立紅、王淑平、吳淦、劉飛躍、趙連海、唐荊陵、許志永、伊力哈木、黃琦等等,但他們無一能避免被消聲、被判刑、被流亡的命運。

(3) 專制體制難以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毒食品、毒疫苗、黑磚窯、艾滋村、癌症村、上訪村、鬼城、霧霾、礦難、非洲豬瘟、聶樹斌死刑錯案、“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社保黑幕、基金黑幕、p2p騙局等,這類事情一再發生,一錯再錯,背後是根深蒂固的、交錯複雜的制度安排。專制體制的決策沒有經過民主商談、沒有投票、沒有反對黨的監督,必然不斷犯錯;同樣道理,犯了錯也難以糾正、事後也難以吸取教訓。習近平把中共從集體獨裁變成個人獨裁,“定於一尊”的結果是,犯錯更容易,糾錯更困難。2003年政府隱瞞SARS疫情四個多月,導致蔓延29個國家和地區。這次疫情,中共沒有任何改進,而是變得更加惡劣,導致武漢肺炎蔓延全球。

(4) 官場的逆淘汰與“磨洋工”。雖然中國黨政機關中也有智商高、能力強的官員,但在官場如魚得水的往往是溜鬚拍馬的好手,所以存在“官場逆淘汰”之說:講真話、講原則、潔身自好的人要麼淘汰出局,要麼沒機會晉升。因爲官員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他們只需滿足上級制定的一套考覈標準;人民沒有選擇的機會、也沒有問責的渠道。官員選拔中存在嚴重的腐敗:買官賣官、任人唯親、裙帶關係都極爲普遍。中共的“政治掛帥”,也使官員把意識形態、政治忠誠、維穩、個人前途等政治因素放在第一位,環境、長遠效益等放在次要位置,而法治、民意、人權更等而下之。多數官員是爲了特權、腐敗的機會纔去當官的;沒有好處的時候就會選擇“磨洋工”。很多人觀察到,習近平選擇性的、運動式反腐讓地方官員降低了工作動力,“怠政”現象日益嚴重。

(5) 專制造成體制性的腐敗以及對民生的忽視。腐敗既是治理潰敗的表現,也是治理潰敗的原因之一。財政無民主,開支無監督,大量納稅人的錢財被用於維穩、軍費或形象工程,或被官員貪污。工商、司法、稅務、衛生、交通、教育、人事、金融、軍隊等,每個部門都腐敗,這導致了體制性的連鎖式治理失靈,比如豆腐渣工程、冤假錯案、城管暴力、假冒僞劣、黑社會、買官賣官、強制拆遷、黑監獄等,不勝枚舉。即使在公共健康領域,政府也與民爭利,有學者稱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將醫療產業當成了搖錢樹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公共醫療支出佔GDP的比例爲4.9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10.02%)的一半,遠遠不到美國17.07%的三分之一。考慮到中國公共衛生支出在分配過程中極度傾向少數特權羣體,中國的公共衛生醫療的公平度,居全球最差之列。有人計算,到2014年年底,中國財政實際供養人數超過6400萬,中國的官民比達到1:18,行政成本高得離譜。納稅人要養各級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團委、軍隊、事業單位,不堪重負。公款出國費、車輛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這三公消費達到9000億人民幣,還有對外的“大撒幣外交”,都大量擠佔了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民生支出。

(6) 專制導致對政府的不信任。喬治城大學免疫學專家費蘭Alexandra Phelan教授說:“公共衛生依賴於公共信任。”中國的專制體制造成了貧富懸殊、官民對立,既破壞了對政府、法律和媒體的信任,也破壞了民衆之間的信任。信任的缺失極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和執法成本,帶來資源的浪費;在出現公共健康、食品、天災人禍等社會危機時,會加劇治理失靈的效應。比如,對官員的長期不滿、對官方數據的懷疑、對紅十字會這種準官方機構的徹底失望、對謠言和假信息的心理依賴,等等。

(7)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負面效果。建設機場、高鐵、工廠等大項目,可以一聲令下,徵地拆遷,集中資源,迅速完成;不必管什麼可行性分析、法律依據、資源調配、環保、勞工權利等。十天建成一個大型醫院(火神山),被宣傳成“中國速度”、“制度優勢”。但這背後問題很多:人權被踐踏;環境被犧牲;缺少法律依據或程序合法性。在緊急和複雜的局面下,單憑領導拍板容易出錯。很多“形象工程”勞民傷財,造成資源浪費;集中力量所幹的“大事”,也很可能是大壞事或大錯事。中央集權、一把手獨裁,會打擊地方的主動性和專業人員的作用。舉國體制、羣衆動員與一刀切,會缺少靈活性,造成民衆利益受損。

從病毒被發現到中央公開疫情,花了好幾個星期;但抓捕網民、刪除真相、驅趕外媒,則毫不遲延;這纔是中國速度。本可以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武漢病毒,竟然肆虐全球;21世紀了還能把數百萬人關進集中營;在互聯網時代,竟能在人口最多的國家裏建立一個超越《1984》的高科技極權體制,這些纔是中國“奇蹟”(China Shock)。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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