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滕彪:经济胁迫与司法绑票(上)

20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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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滕彪:经济胁迫与司法绑票(上) 2021年3月25日,瑞典服装巨头H&M北京分店外,因与新疆棉在中国面临潜在的抵制,一名保安人员举着牌子告示,禁止未经允许擅自拍照。
AFP

2019年7月,澳广(ABC)披露维吾尔人被抓捕并被强迫在新疆的纺织厂工作,随后Cotton On集团和Target澳大利亚公司宣布不再使用其新疆分包商采购的棉花。随着新疆的集中营和强迫劳动黑幕被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智库不断曝光,国际社会尤其人权团体向采购新疆棉的企业施加了巨大压力,耐克、CK、汤米、Gap等品牌商纷纷停用新疆棉织品。瑞典时装公司H&M公司宣布,终止与涉嫌强迫劳动的中国供应商华孚时尚的关系,并声明“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原材料”。负责棉花供应链标准审核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在对新疆“强迫劳动”进行调查之后,于2020年8月宣布对所有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

2021年3月底,中共突然对H&M等公司进行猛烈抨击,多名艺人终止与该品牌的合作,中国主要电商平台屏蔽了H&M的商店和相关商品,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对其名称进行屏蔽,数十家H&M店铺被迫关闭。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小粉红掀起一波抵制西方品牌的浪潮,受波及的有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等200多个品牌。不少国际媒体形容,这次抵制行动就像义和团运动。

用经济胁迫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中共当局的这种类似绑票行为的例子还有很多。邓小平1992年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此后稀土越来越被中共涂上政治色彩。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纷争再起,中国减少并一度断绝对日本的稀土出口。2019年以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又计划限制稀土出口到美国,以打击美国的军工企业。

2017年,为了报复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中国政府停止上演韩剧、停止韩国艺人来华演出,并怂恿民众抵制甚至袭击在中国的乐天超市,国家旅游局紧急停止一切赴韩国旅游。限制本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来达到政治报复的目的,这也只有专制体制才能想得出来和做得出来。

2020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这触动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给本已紧张的中澳关系火上浇油。此前,澳大利亚政府于2018年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成为第一个向华为颁布禁令的国家。2018年,澳大利亚国会立法处罚外国干涉罪行,禁止政党收受外国捐款,并规定外国政治组织或实体必须经过登记才能进行游说,这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当头棒喝。对于中国政府加速向海外渗透扩张,澳大利亚是最早警惕并有所反击的国家之一。在澳总理呼吁调查新冠源头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开始对澳大利亚红酒进行反倾销调查,11月份宣布对澳洲葡萄酒征收高额关税,同时限制进口澳洲牛肉、大麦和煤炭等产品,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

受中共经济绑票之苦最多的地方,乃是台湾。2019年8月,为了影响台湾大选,中国突然暂停台湾自由行,中国观光客成了政府的政治工具。2021年,中国突然宣布自3月起禁止台湾凤梨进口,借口是发现有介壳虫。台湾凤梨97%以上出口到中国大陆,中国此举试图让台湾措手不及,为执政的民进党制造麻烦。中共的民族主义喉舌《环球时报》称,民进党“辜负了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善意”,“恶意利用这些善意做为为非作歹的资源”;并宣称,禁凤梨根本不算牌,未来会“给民进党一连串噩梦”。这相当于中共自己招认了“以商围政”,禁凤梨的背后是政治讹诈。

政治色彩最明显的经济霸凌行径,大概是中共针对挪威的贸易报复。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狱中的政治犯刘晓波,虽然挪威政府无法影响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但中国政府还是迅速限制进口挪威三文鱼(后来一度被全面禁止),同时提高了对挪威其他产品的贸易限制。2010年,中国进口三文鱼的92%来自挪威,到2013年时跌到29%。经济霸凌起了作用。2013年9月,挪威中左翼政府被选下台,新政府为修复中挪关系做出了不少努力,2014年归还若干圆明园文物,同年挪威首相未与来访的达赖喇嘛会面,这是挪威政府首次拒绝达赖喇嘛的会晤提议。最终,两国在2016年关系才正常化。2017年6月,刘晓波狱中病危,欧盟、美国等施压中国政府要求释放刘晓波出国就医,遭到中国拒绝,但挪威方面未发表意见。刘晓波于7月13日病逝,挪威首相对此仍然不作回应,因此受到挪威政界和人权界的广泛谴责。

除了经济胁迫之外,中共当局还越来越多地对外国公民进行绑架、关押、起诉、诉讼威胁等手段,这可以称之为“司法绑票”。持瑞典护照的作家、出版人桂民海,因出版物引发习近平和共产党高官震怒,被中共秘密警察从泰国绑架回国,并在酷刑之下声明放弃瑞典国籍;在被关押两年释放后,又再次被捕,判刑十年。在此事件中,持英国护照的铜锣湾书店店员李波也被从香港绑架。澳大利亚公民、作家杨恒均于2019年1月被中共抓捕。2020年8月,在中国环球电视台工作的澳籍记者成蕾被捕,并被控泄漏中国国家机密。

如果说这几个案例主要出于中共国内政治的考虑的话,那么对加拿大公民两位麦克的拘押就纯粹是出于报复目的的司法绑票了。2018年的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在温哥华机场扣押了华为公司财务总监孟晚舟。九天之后,前任外交官、在“国际危机”组织担任资深顾问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在北京街头被中国公安人员逮捕。同一天,商业顾问麦克·斯帕弗(Michael Spavor)在辽宁丹东被捕 。自从两位麦克被逮捕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施压加拿大,要求加方释放孟晚舟。前加拿大官员玛格丽特(Margaret McCuaig-Johnston)说:“两名麦克被捕的时候,我恰巧在上海。我发现自己的行李箱被翻查过。我把两名麦克被捕事件告诉了一位当地朋友,那位朋友告诉我,中国政府有一个黑名单,上面有几百名加拿大人,可以随时作为人质来拘捕。”

此外,在孟晚舟被捕的一个多月后,中国政府违反常规操作,把涉嫌走私毒品的加拿大公民罗伯特(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的刑期从15年直接改判为死刑。2020年8月,加拿大籍的叶建辉被以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中共把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掠为人质,作为换取释放孟晚舟的谈判筹码,这种流氓行径引发全球愤怒,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之为“毒害性外交”。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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