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Charles Maier）说，"政治形势跟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慈继伟在《论中国民主》一书中认为，"随着社会状况平等的显著推进"，包括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中国已经很难 "维持一个完全垂直的、没有人民真正同意的政治结构"，因此中国"已经走在民主的边缘"。但这种判断太过乐观。
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有限传播与中共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连在一起的。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力量确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甚至在政治和法制方面也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中国仍然存在着深刻和广泛的不平等。户口制度就是众多例子之一，它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农民工沦为 "二等公民"。黎安友的研究表明，中国的 "中产阶级”会要求自由民主的说法越来越令人怀疑。而社会自由化和法律制度的进步，也有个明显的政治红线。中共绝不会容忍任何对其根本政治制度的挑战。2000年代初以来，维权运动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维权运动是在市场化、互联网、半市场化媒体以及依法治国的新话语体系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将维权运动视为对政权安全的威胁，维权运动几乎被消灭殆尽。
高科技极权主义
毋庸讳言，习近平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但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基本政治安排仍然没有改变，包括中共对军队、司法和传统媒体的绝对垄断，以及对意识形态、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控制能力，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今天的中国进而发展出一种精致的“高科技极权主义”，中共利用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使其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更加彻底。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社交媒体、大数据、监控镜头、电子商务和现代电信，使中共比以前更容易把人们置于监控之下， 互联网已经被中共用作审查、宣传和洗脑的有效工具。人脸识别、声纹识别、DNA采集等，使得监控体系比传统的极权制度更细密和高效。
如果中共加强其"高科技极权主义"，那将是替代民主中国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至少这个独裁政权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这将使国内的抗争变得极为困难。在一个高级版的"1984"下，任何集体抵抗——从信息、通讯到组织和动员——都变得越来越难。糟糕的是，与此同时，中共的宣传和洗脑将更加有效。
天安门大屠杀，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我所说的 "后坦克综合症 "中。愤怒和恐惧变成了沉默，沉默变成了冷漠，冷漠变成了犬儒主义。洗脑、扭曲的市场经济和腐败的政治，在中国营造了一种消费主义的氛围，灌输了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恐惧和绝望的氛围中，在欲望和权力的诱惑下，大多数中国人都崇拜和支持那些拥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人们对普世价值和道德越来越冷漠，人们忘记、疏远、嘲讽自由斗士和良心犯。最可怕的专制不是镇压反抗，而是让你觉得没有必要反抗，甚至让你自愿去维护的专制。一党长期执政的后果，不仅是对自由和人权的压制，而且是影响更为深远的道德和社会的堕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越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越是不具备顺利启动民主化的社会和思想条件。
政权变更
国际环境，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论好坏。美国推行"政权更迭"政策出现了不少负面的、有争议的例子，因此西方民主国家的决策者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政策。1989年以后，西方广泛地认为，只要世界鼓励和允许中国参与国际法律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就会更尊重自由，走向法治和开放社会，自动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正如曼恩（James Mann）2007年的一本书名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是一种 "中国迷思 "（China Fantasy）。西方以牺牲人权和民主为代价的商业机会主义，促成了专制中国的崛起。面对一个专制政权，不坚持原则的“接触政策”是绥靖政策的别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在不仅在经济上相互依赖，而且在科技、地缘政治等方面也相互依赖。六四屠杀后，西方国家采取的“天安门制裁”中的绝大部分很快被取消；而西方企业垂涎中国的巨大市场，置人权民主于不顾。在中国民主化的这件事上，西方的绥靖和机会主义可能比推动“政权更迭”带来的问题更大。
国际舞台上一个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是，许多民主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共政权对国际自由秩序的直接威胁，对中国的政策正在进行迅速和深刻的调整。中国和西方的蜜月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重温旧梦。这对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好消息。《中国政变》这本书的背景，正是这样的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但西方政府是否有意愿、有勇气推动中国的政权变更？现在还很难看到这样的迹象。对于今天的中共政权，有人说它岌岌可危，有人说它牢不可破，两种说法或许都对，就看我们如何行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