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十周年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滕彪)

201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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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法新社资料图)
刘晓波(法新社资料图)

2008年12月9日公布的《零八宪章》,是中国民间社会发出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它重申了人权、法治、民主等普世价值,明确表达了对一党专政体制的否定态度,并提出了解决中国政治、社会危机的原则性方案。

零八宪章主要的组织者、著名民主人士刘晓波、张祖桦被带走后失踪,随后很多发起人被警告、讯问,一年后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重判11年。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诺奖的中国异议人士。

其实零八宪章 并非横空出世,它的出现,是七十年代末以来异议运动、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等不断积累的、屡败屡战的民间力量的集中展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一个高峰。它的产生,也与后八九的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特定背景是分不开的。

从政治层面,1978年末的民主墙运动、1980年代的高校学潮、1989年的民主运动、1990年代的异议活动、公开信运动和组党尝试,2003年后的公民维权运动,都是人们秉持自由、人权和民主理念,试图以民间联合行动来突破专制封锁、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努力和艰难探索。而中共当局的反应也是一以贯之的: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党国体制进行挑战,一旦出现就要封锁、逮捕、判刑、镇压,甚至不惜制造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

从经济和社会层面,改革开放也是中共在毛泽东路线带来全面危机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四十年后回头来看,甚至也可以说这是中共统治策略的改变:在确保一党制(极权体制)的前提下,对经济和社会进行有限度的松绑。六四屠杀之后没有关闭国门而是拥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进入WTO国际经贸一体化体系,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经济快速发展使统治者、特权阶层获得了巨大利益,中共有了更强大的国家机器,有了充足的维稳经费,有了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和话语空间,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普遍提高,因此大大有利于专制统治。但是经济发展也存在巨大的“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自由思想的传播,民众观念的变化,社会空间的扩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反抗意识的加强,抗争行动和抗争规模的扩大,组织动员能力的提高,都是当局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面对的;而扭曲的“党控市场”体制(或叫权贵资本主义、市场极权主义、市场列宁主义、盗国体制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加大,阶层流动的固化,相对被剥夺感加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腐败愈演愈烈,民怨无法化解且不断增加,这些都强化着民间抗争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但站出来公开抗争的人总是少数,除了运动资源有限、组织成本和行动风险较高、搭便车心理等因素之外,中共的市场新极权所塑造和推波助澜的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庸俗的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让人们不假思索地享受专制的好处,疏远、嘲笑甚至反对抗争行动。信息审查、篡改历史、国家主义宣传、洗脑式教育,也制造着“巨婴国”国民与新义和团;政治冷漠,拜金主义,娱乐至死,成王败寇,这种精神景观与1989年全国范围学生市民的理想主义、勇气、自律、牺牲精神成为鲜明的对比。

以上就是零八宪章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版图。今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某种意义上,民主运动、维权运动和宪章运动,既得益于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条件,又是对改革开放的超越和背叛。中共的改革蓝图和改革实践,实际上是不改政治只动经济、建立和强化市场极权体制的伪改革,而占主流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则希望共产党渐进改良、从经济市场化转入司法和政治改革,或官民良性互动、或期待公民社会发育壮大倒逼政府改革。但是08宪章的签署人更进一步,呼吁建立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真正的宪政共和。

中共到了习近平手里,一方面自身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等综合危机,一方面自恃具有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因此不但残酷迫害异议人士、维权律师、NGO、公民运动、家庭教会、互联网,而且连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也一并打压;尤有进者,中共运用了传统极权的全面监控、秘密警察及群众动员体系,结合最先进大数据、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科技极权主义”。在零八宪章十周年的今天,刘晓波先生未能活着走出监狱,而中国却在大踏步地背离零八宪章所呐喊和努力的方向,这不禁让人唏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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