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时代:与彩虹旗一同消失的中国性少数

2024.01.24 12:40 ET
习近平时代:与彩虹旗一同消失的中国性少数 习近平上台后,彩虹旗从平权象征沦为违禁品,同志倡议机构纷纷关闭;中国性少数生存空间屡遭挤压,被迫躲进柜子深处。
法新社资料组合图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周二对中国人权进行第4次审议,性少数权益是获关切议题之一。习近平上台后,彩虹旗从平权象征沦为违禁品,同志倡议机构纷纷关闭;中国性少数生存空间屡遭挤压,被迫躲进柜子深处。他们目前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这几年感觉特别明显,好像(政府要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八零年代出生的中国男同志浩浩(化名)透过越洋电话,向记者如此形容这几年身为性少数的感受。

浩浩感叹,整个中国环境一步一步在紧缩恶化,跟十年或五年前完全不能比。他观察到,近几年,性少数相关的户外活动受到限制,同志酒吧开没多久就被关掉,甚至连彩虹旗都不能带出门。

“像以前很多歌手来大陆开演唱会,像阿妹、蔡依林,就会有一些团体拿着一些彩虹旗帜,或者随身配戴一些彩虹的配件。那现在都不可以了,甚至不可以进场,所以非常严,” 他说。

被查水表、被迫迁和被关 性少数仿佛罪犯

不能携带彩虹旗还算小事。浩浩透露,偶尔会听到有同志只是去饭店,就有警察冲进来说他们在做非法的事情,“其实别人也没有在干嘛,也没有逾越法律的范畴,但他们就会采取一些强制的措施。”

在海外求学、零零后的中国男同志刘昭阳身边也碰过不少令人咋舌案例。

刘昭阳告诉本台记者,去年12月,一名好友匆忙来电求助,说身边一位曾在“北京同志中心”做志工的友人,准备去某欧洲国家驻华使馆参加酷儿活动,却在路上遭警察拦阻,被带回问话二十四小时才获释,甚至被要求签下搬离北京的保证书。

高压环境之下,许多大学中的性少数社团转入地下,艰难维持。图为2019年5月,人们在北京一家同志夜总会中跳舞。(法新社图片)
高压环境之下,许多大学中的性少数社团转入地下,艰难维持。图为2019年5月,人们在北京一家同志夜总会中跳舞。(法新社图片)

这起事件让刘昭阳好友相当忧心,也担心自己连带被查水表。 “他跟被警察逼迁出北京的那个人也算是很亲密的朋友,经常一起吃饭什么的,他就怕警察到时候也会来找他。”刘昭阳安慰朋友,告诉他理论上应该不会波及这么严重。

另一起让刘昭阳印象深刻的案件,约莫发生在2020年。

“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因为很久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TA(非二元性别者人称代词)已经在监狱里,”刘昭阳以平淡但沉重的口吻道出这段经历。

刘昭阳口中这位朋友,是位跨性别者。他说,中国很多未成年跨性别者的父母会把小孩送到强制矫正学校,他的朋友自愿帮助他们逃离这些学校,“结果被一个跨性别父母发现,他们就打电话给警察,举报TA聚众淫乱,然后TA就被抓了,已经被关了两三年,好像被判五年左右。”

同样来自台湾的威利(左)与路易(右),一起在他俩位于广东深圳的公寓内享用午餐,沙发后面悬挂着象征同性恋社群的彩虹旗。(法新社资料图片)
同样来自台湾的威利(左)与路易(右),一起在他俩位于广东深圳的公寓内享用午餐,沙发后面悬挂着象征同性恋社群的彩虹旗。(法新社资料图片)

不仅性少数本身 中共打压黑手伸向协助者

刘昭阳朋友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英国《卫报》(The Guardian)1月中报导,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试图协助性少数者逃脱,而被中共当局逮捕的案例。

报导引述一位住在中国南部的29岁跨性别女性梅(Mei,化名音译)指出,她一位已成年的跨性别友人莹(Ying,化名音译)遭家人软禁,虽能出门上学但自由受限,想逃家去找女友,去年夏天向她求救。

梅向朋友伸出援手,帮莹把手机藏起来,让家人无法找到她。但根据报导,莹的家人最后通报当局,警察透过手机追到梅的住家,以绑架罪行将她逮捕,并找到莹的藏身之处,把她带回家。

报导引述梅说,这是她首次被抓,遭讯问超过十小时,但因为她什么都不说,警察最后因缺乏证据将她释放。梅表示,自从她多年前加入一个支持LGBTQ的非正式组织以来,已听闻超过十起倡议人士遭警方逮捕和讯问的类似案例。

报导引述另一名自我认同为性别流动的23岁倡议人士方琴(Fangquing,化名音译)表示,TA曾试图协助一名家暴受害者,并帮忙以合法方式购买在中国难以取得的荷尔蒙替代疗法(HRT)药物,遭警察强迫承认“贩售伤害性药品”的罪行,被迫流亡海外。

报导引述方琴说,中国正对性少数进行系统性迫害,体制的设计让当事人既难逃脱,别人也难帮忙。协助性少数家暴受害者逃跑的人,恐面临被逮捕、强迫认罪的命运,罪名可能包括非法贩售药物、绑架甚至聚众淫乱;最后一项最重可处五年以下徒刑。

习近平打压性别运动 性少数越来越难生存

中国1997年将同性恋除罪化,2001年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移除。往后几年,中国同志社群逐渐活跃,“北京同志中心”等性少数倡议组织及校园彩虹社团陆续成立,民间团体也自2009年起,每年举办提升性少数能见度的“上海骄傲节”系列活动。

当中国NGO和酝酿中的公民社会都已被消失、媒体环境更加高压,弱势社群感觉,还可以依靠的,或许只剩下相互信任的同伴。图为2019 年5月10日,一名学生在北京身披彩虹旗。(法新社图片)
当中国NGO和酝酿中的公民社会都已被消失、媒体环境更加高压,弱势社群感觉,还可以依靠的,或许只剩下相互信任的同伴。图为2019 年5月10日,一名学生在北京身披彩虹旗。(法新社图片)

可惜好景不长。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陆续传出多起同志朋友或组织遭打压事件,造成寒蝉效应。

最引发舆论哗然的案件之一发生在2021年7月,当时十多个校园同志社团微信公众号一夕间遭移除。隔年5月,两名清华学生在校园超市内一张桌子上放置十面彩虹旗,并留下“请自取 #PRIDE”文字,就遭校方以“未经批准擅自散发宣传品”为由惩处。

著名同志组织似乎也因抵抗不了当局压力,选择关门。其中,“上海骄傲节”主办单位2020年8月宣布终止未来活动,隔年透露可能活动“太显眼了、开始真正产生影响,从而引起更多关注;”去年5月,“北京同志中心”也无预警因“不可抗力”因素,宣布终止营运。本台近日联系这两个组织的相关负责人,但他们皆婉拒受访。

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长年关注中国性少数权益的伍维婷分析,习近平将性别议题,包括跨性别或女性主义议题,通通标签化为西方和外来的意识形态,打压会是无所不在的。

伍维婷说:“那个打压不仅仅只是政策上的,或者是法律上的,也包括主动的有党国机器带头攻击或歧视多元性别,所以我会说他是一个全面性的从政治、社会到文化的一个打压。对于整个中国的性别运动来讲,是越来越困难生存一个状况。”

2021年7月,18个中国各大学学生和社团运营的LGBTQ+微信公众号被集体封号。(图片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2021年7月,18个中国各大学学生和社团运营的LGBTQ+微信公众号被集体封号。(图片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伍维婷举例,中国广电总局2021年发出“娘炮”禁令,等于连性别特质都不被允许出现在媒体上;当局2022年禁止网路贩售跨性别者需要的激素,更是非常严重的打压。

伍维婷解释,跨性别者需要使用一些激素,以往可在网路上自由购买。但遭全面禁止后,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医生那取得,“所以去年其实发生好几位跨性别者因为无法取得激素,选择自杀的案例。”

从上述例子来看,伍维婷说,中共现在连跨性别协助者都打压,她“一点都不意外。”

为彩虹旗起身抵抗 终被威权体制吞噬

面对中共对性少数族群加大打压,也曾有人起身抵抗。 2022年清华彩虹旗事件的当事人、自我认同分别为女同志和酷儿的黄同学与李同学,就是其中两位。

黄李两人因不服只因摆放彩虹旗就遭校方处分,一路向上申诉;从清华校方、北京市教委再到教育部,都收到维持原处分或驳回行政覆议的令人失望答案。但她们拒绝放弃,去年2月改走法律途径,状告教育部,引发不小关注。

勇敢挑战僵化威权体制的两人,后来结果如何?

黄李的友人苏玮(化名)接受本台记者电访表示,就她所知,两人去年2月向北京一中院提出诉讼,同年5月24日才收到“口头”通知不予立案。 “他说不给立案的缘由是最高法的某个解释,然后那个解释有很多条,其中有关的是一个跟国家安全相关的条目,因为其他条目都不可能适用,就觉得很荒谬。”

一中院那吃了闭门羹,两人只剩两个选项,不是向更高级的法院提起重新开始立案,就是向检察院投诉。苏玮说,她们选了前者,但去年6月14日到北京高院,仍在现场被告知不受理。

苏玮不满地表示,任何情况下不予立案,都应该有书面裁定,“但是没有书面裁定,也就相当没有办法再根据这个做太大的文章。” 记者询问,这样是不是等于走进死胡同,无法再有进一步行动? “对,”苏玮回复,语气中流露出无力和无奈。

彩虹旗事件前,黄同学本来计划毕业后移民海外,透过网路参与中国内部行动。但苏玮透露,因为被校方处分,加上经济因素,黄同学未能如愿出国,去年6月毕业至今仍然待业中。

选择与当局对抗,也让黄李遭到锁定。苏玮说,去年3月,两人的一位跨性别友人自杀,她们买了花去当事人宿舍楼下悼念,但可能因为曾在微信讨论过,现场出现几十名便衣警察将她们围住。这起事件让黄同学心有余悸,仍未向家人出柜的她,近期选择与一位重视性少数权益的“直男”结婚,只为确保哪天被抓能有人帮忙。

苏玮说:“主要是因为结婚了的话,比如说你的伴侣就可以帮你请律师之类的,因为有这个直系亲属的关系,如果你被抓了,他也有更直接的办法援助你。 ”

经历过申诉无门的失落、被当局锁定的胆战心惊,若重新来过,黄李还会在2022年5月那天摆放彩虹旗吗?苏玮坦言,可能有更好的方式来做,因为两人当时并不知道放置的地方有监控。

但苏玮认为,黄李两人“让大家意识到这个环境有多糟糕,就是一种(性少数权益)倒退的标志,也让大家意识到,这一些不公平的事,其实还是可以选择法律的渠道。”

2015年11月24日,广州中山大学秋白(中)因为大学教材中将同性恋者描述为“心理障碍”,提吿中国教育部并获得立案,虽然一审和二审均以败诉告终,但她的行动得到了许多支持,也吸引了诸多媒体报导。(法新社图片)
2015年11月24日,广州中山大学秋白(中)因为大学教材中将同性恋者描述为“心理障碍”,提吿中国教育部并获得立案,虽然一审和二审均以败诉告终,但她的行动得到了许多支持,也吸引了诸多媒体报导。(法新社图片)

中国人口衰退 打压性少数是为“催生”?

为何习近平要打压性少数?部分分析认为,是因为习近平遵循儒家思想,把同性恋、同性婚姻视为西方产物。但浩浩觉得,可能也与中国人口衰退、政府急催生有关。

“现在就是中国年轻人都不太生小孩,生育率断崖式下跌,那人口都没有了,他没办法割韭菜,红利也没有了,他们也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去生小孩...可是大家都不搭理,”浩浩说。

浩浩表示,中国零零后很做自己,就是不结婚、不买房、不缴医保、不工作,就是在家躺平,政府来骂也没用,拿他们没辙。 “所以在这个(性少数)群体,他也是能打压就打压,他还是希望你生小孩,繁衍后代。”

中国2015年宣布废止执行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隔年实施二孩政策,2021年加码至三孩,以挽救下滑的出生率。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2023全国人口14亿967万人,比2022年末减少208万人,人口连续2年负成长。

刘昭阳则认为,当局禁止同志活动,不是说刻意打压同性恋,“而是说他要禁止一切的集会、一切的游行,不管你是骄傲游行也好,还是其它抗议政府的。” 他说,中共是要把一切有可能颠覆国家政权的空间减少为零,“他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原来的空间慢慢的去限缩。”

不敢奢望结得了婚 只求政府让人活

仅隔一座海峡的台湾,今年5月将庆祝同婚合法五周年。谈到台湾友善的同志环境,浩浩难掩羡慕,直呼“我要去台湾就好了。”

浩浩说,要指望中国像台湾一样通过法律认可同婚不太可能。 “我们只能祈求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多的去干涉你,我们就觉得阿弥陀佛,就觉得很开心的。”他提到,中国以前很开放很包容,不会太去干涉性少数族群,那现在是会去干涉,所以让人觉得有点无能为力。

2009年6月13日,在中国首次出现的同志骄傲周活动中,多名同性恋者在上海举行非正式的婚礼。(路透社资料图片)
2009年6月13日,在中国首次出现的同志骄傲周活动中,多名同性恋者在上海举行非正式的婚礼。(路透社资料图片)

中国性少数族群频遭打压,台湾是否有协助空间?伍维婷坦承,台湾没有难民法,加上两岸关系非常复杂,如何声援、或进一步让中国运动者到台湾,这取决政府政策,而政府政策奠基于台湾社会支持与否。就她观察,若现阶段开放中国运动者来台,“在台湾社会一定会遇到反弹声音。”

但她认为,台湾与中国公民社会运动者一样都是在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台湾现阶段可以做的是帮助中国性别运动有更多的发声。 “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去转发他们的讯息,我们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中国的多元性别运动者是如何被打压。 ”

“目前中国对多元性别议题跟群体或社会组织的打压手法,就是要抹去他们曾经存在的所有记忆,”她说。而台湾的公民社会或人民能协助避免这件事的发生。

记者:徐薇婷    责编:梒青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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