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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結合個人經歷，回憶自己文革末年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通緝，最後被逮捕，判刑八年，坐了兩年多就平反了。他和公安局政治保衛處的中層官員從有接觸，都無罪釋放後成了朋友。當年沒有國家安全部，公安政保部門就是國安的前身。
陳先生說，和這些公門中人交談，知道他們也都是身不由己，尤其是要他們去整肅屬於人民内部矛盾之類的人和事，他們都只能依從命令行事。但無論他們自己怎麽想，這個國家暴力機器必須按照它的既定制式和程序運轉。
主持人說，讓人民篤信謊言和對國家暴力心懷恐懼，正是一切極權主義的生存要訣。在這個以謊言和暴力為兩大支柱的社會系統裏，在“黨的利益至上”的司法架構裏，老百姓就如草芥一般，極權主義政治一日不結束，中國人就永遠無法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陳先生說，他從香港回來後，“聽眾之友”的諸位朋友都為他能參觀自由亞洲電臺香港分部和見到節目主持人而羡慕。但他回到上海，就發現家裏的電話被某些代表國家機器的人做了手腳，加了竊聽器，這種情況持續了十天，大概沒有收穫，就放棄了。
陳先生於是談起了主持人向聽衆推薦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他早就看了，並且真切感受到專制政體的國家都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他們對政權安全的恐懼和對人民身心的全面控制，到了病態的地步。這種極權國家本來就是病人，卻不惜讓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都得病。“聽眾之友”的擾攘，只不過是這個專制鐵屋裏的一場微型風暴。